所有的遇见，都是偿还
所有的遇见，都是偿还
一段悲壮的故事
唐太宗李世民一生征战沙场，打下了大唐的半壁江山。
他的战马跟随他冲锋陷阵，自然也立下了赫赫战功。
在唐太宗所骑的诸多战马中，他最喜爱的当属白蹄乌、特勒骠、飒露紫、青骓、什伐赤和拳毛騧这六匹战马了。
唐太宗非常珍爱这六匹名马，登基称帝后，每当谈论他当年征战疆场的情景时，总不忘这六匹名马的贡献。
他常常对侍臣说：
“朕自征伐以来，所乘戎马，陷军破阵，经常帮助朕摆脱险境，它们功不可没。
我想应该将它们真实地刻下来，放在我的陵墓左右，以彰显他们的功绩。”
所以，在为自己修建昭陵的时候，唐太宗便下令让大画家阎立本将这六匹名马画出来，然后由雕刻名家阎立德将其镌刻于石屏上，并放入昭陵祭坛之上，名曰：“昭陵六骏”。
而且唐太宗还为每匹马谱写了赞歌，号曰“六马赞”，并由书法大家欧阳询写下，再令人刻在石屏之上。
以上种种，足见唐太宗对于这六匹战马的喜爱。
其中有一匹马分外特殊，因为与马相伴的还有一位将军，这也是“昭陵六骏”中唯一有人物形象的一块石刻。
它就是“飒露紫”，在它身边的人物便是丘行恭。
（飒露紫）
公元621年，丘行恭跟随唐太宗讨伐割据在洛阳的王世充。
为了试探敌军虚实，丘行恭随唐太宗带领数十名骑兵冲进敌阵。
后来，唐太宗和众骑兵在乱军中走散，惟有丘行恭跟随着他。
乱军之中，箭矢如雨，唐太宗的战马“飒露紫”不幸被射中。
中了箭的“飒露紫”体力不支，眼见敌军迫近，于此紧要关头，丘行恭为了保全唐太宗，不顾自己的安危把将自己的战马让给唐太宗。
自己则骑上“飒露紫”，手执长刀、大声呼喊，在敌军之间冲杀，顺利保护唐太宗突出重围，返回唐军大营。
回到营地后，丘行恭赶紧为“飒露紫”治伤，他抚摸着“飒露紫”，小心翼翼地为它拔箭，他打心底感激英勇无畏的“飒露紫”。
但“飒露紫”最终因伤势过重而永远倒下去了。
唐太宗为了褒奖丘行恭拼死护驾的战功，特命将其拔箭的情形刻于石屏上，并题诗：
紫燕超跃，骨腾神骏。
气詟三川，威凌八阵。
在“飒露紫”的石刻中，丘行恭俯首拔箭，“飒露紫”则双目低垂、意态甚恭，一人一马紧紧依偎，将军与神驹情感交融的瞬间被牢牢定格在了石屏之上。
这石刻背后的忠诚与勇敢，更是被传唱千年。
一路无奈的漂泊
“昭陵六骏”本可以相聚一方，守护着他们共同的主人。
如今却分隔两地，已有百年之久，此般境况让人感慨万千。
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不得不说到一个臭名昭著的名字—卢芹斋。
卢芹斋是一个披着传播东方文化外衣的文物贩子，他曾将许多中国国宝级的文物贩卖至国外，其中就包括“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
当时正值封建帝制覆灭，担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授予一个叫张云山的人陆军中将的头衔，命他驻扎在陕西。
这张云山在春风得意下，为了装点府邸，便将“飒露紫”和“拳毛騧”运到府邸，据为私有。
但没过多久，张云山就被袁世凯的手下陆建章顶替了，二骏便落入陆建章手中。
也正是这个时候，昭陵六骏“辗转飘零”的命运开始了。
（卢芹斋）
当时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派遣一个叫毕世博的人来中国收集文物。
毕世博从《世界名马图》中见到过六骏之一的“飒露紫”，并为之心动。
于是他四处打听，终于通过一个北京古董商赵鹤舫，打探到了“飒露紫”的下落。
这个赵鹤舫为了能够将“飒露紫”卖给美国人，主动要求为袁世凯修花园，献奇花异草、怪石古树。
后来在袁世凯的应允下，赵鹤舫从陆建章手中将二骏运到了北京。
但当时毕世博并没有能力把这东西运出国，最后赵鹤舫便把这二骏卖给了卢芹斋。
1916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新建的中国厅落成，希望把昭陵六骏作为重要陈设。
毕世博建议馆长联系卢芹斋将二骏拿来展览，高登想要收购二骏，但买卖文物是违法的，那怎么办？
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借展。
高登写信给卢芹斋，说借二骏展览，卢芹斋欣然应允，就这样，二骏从此离开了中国。
二骏抵达美国以后，立即引起轰动。
西方世界为之欢呼，我们的先辈则为之痛心疾首。
大书法家于右任曾悲愤写下“石马失群超海去，宝鼎出现为贼讹”的诗句。
此时恰巧波士顿博物馆的代表前来参观庆贺，也看上了二骏。
卢芹斋趁机向宾大开了一个高价15万美金，这钱在100年前，可以买半个北京城。
为了买下两骏，此后两年多时间里，高登四处化缘，可账本上数字的累积速度却像蜗牛爬一样慢；
直到1920年底博物馆收到一位名叫艾尔德里奇·约翰逊的慈善家的慷慨捐助。
最终，经过还价，宾大博物馆以12万5千美元的价格，买到了昭陵二骏。
长达三年的购买二骏事宜，终于落下帷幕。
为此，博物馆还专门在二骏陈列柜的下方挂上了“艾尔德里奇·约翰逊先生捐赠”的铜牌。
与此同时，贪心不足的毕世博又跑回中国，联手古董商赵鹤舫，想要把其他四骏也带回美国。
在1918年初夏的一个夜晚，毕世博把另外四骏打成碎块装箱，准备一起盗走。
好在当时的老百姓及时发现，并上报给了政府，陕西都督陈树藩立即命人将四骏追回，暂时运回陕西图书馆保存。
1953年，西安碑林博物馆成立的时候，接收了这四件石刻，并将其组合修复陈列，还将海外的二骏进行复制，最后一同展览。
一个浓缩的盛唐
时过境迁，“昭陵六骏”经历过辉煌，也经历过沧桑，它们的名字与唐太宗的名字已经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可以说，在某种层面上，它们就是对唐太宗一生最好的解读，这从六骏的名字上便可以看出。
不难发现，它们的名字大都不符合汉人的取名传统，这是因为它们的名字是音译过来的。
这些马是胡马，是当年唐太宗直接从游牧民族手里买过来的。
但是，唐太宗并没有给它们改名字，而是直接沿用了原名。
从这一个细节，就能感受到唐太宗那无比自信和兼容并包的胸怀。
在六骏的石刻上，我们会发现这些马的身上大多插着箭，其中青骓5箭，什伐赤5箭，飒露紫1箭，拳毛騧9箭。
常年的冲锋陷阵，使得它们伤痕累累，从中也能看出：
他们的主人是一个喜欢主动出击，极具冒险精神的人。
唐太宗在征战的时候，不仅是一个运筹帷幄的统帅，还是一个冲锋陷阵的将军。
在两军对战时，他时常乘骏马、持大弓，冲锋陷阵、领军杀敌，勇武过人。
除此之外，透过“昭陵六骏”，我们还能看到大唐的尚武之风。
唐太宗为战马立碑，彰显了他的军功，也体现了他对“武功”的重视。
据《唐六典》记载：
当时勋官授任不论出身，只要你军功卓著，便可直接入仕且“升迁迅速，不数年即至高品”。
太极殿旁边的凌烟阁的二十四位功臣绘像便是最好的证明。
在尚武崇军的风潮之下，当时许多文人书生都想投军从戎、建功立业，比如岑参、高适等人。
就连手无缚鸡之力的李贺，也昂然写下了“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的豪迈篇章。
而唐太宗作为一国之主，对外更是开疆拓土，灭东突厥与薛延陀，征服高昌、龟兹和吐谷浑，重创高句丽。
设立安西四镇，与北方地区各民族融洽相处，被尊称为“天可汗”，开创了伟大的“贞观之治”。
正是因为大唐的兼容并包的胸怀与尚武崇军的精神，才使得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个耀眼的盛世。
鲁迅在谈到“昭陵六骏”时说：
“汉人墓前石兽多半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其手法简直是前无古人。”
一个盛世的开创者，将战马作为自己寿终正寝时的陪伴。
这是一种喜爱，更是一种豪迈。
唐太宗以这样的方式述说着自己的战功，也向世人显示出自己博大的胸襟。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岩石可以被时间侵蚀，但艺术的丰碑却永远坚如磐石，不可磨灭。
“昭陵六骏”作为历史的记录者，以特殊的方式，在时间的轨道上不断前行。
它们飞渡山河，跨过原野，回首望去，那可歌可泣的盛世大唐依旧熠熠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