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页 > 历史 > 熊向晖忆周恩来往事:工作之细让外国人钦佩

熊向晖忆周恩来往事:工作之细让外国人钦佩

佚名 历史 2020年11月05日

熊向晖忆周恩来往事:工作之细让外国人钦佩

人民网-读书频道


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15周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一书近日在京首发。该书由1998年拍摄电视文献片《百年恩来》主要采访记录整理而成。原采访200余人,本书选取有重要价值的34人的采访记录,这些讲述人均为与周恩来有亲密交往者。选题内容生动感人,再现了周恩来公而忘私的革命精神和丰富的感情世界。全书基本保持了被采访人的个性和语言特点,使读者能从书中共同体验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记忆与最真挚的情感。书中的许多被采访者已经故去,因此本书所记录的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更加弥足珍贵。(陈苑 鲍坤子)


《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封面 资料图


本文摘自《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 主编:邓在军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9


【注:人民出版社已授权人民网读书频道对本书进行连载,禁止其它媒体转载!如需转载,请联系人民出版社。】


周恩来巧妙回绝胡宗南敬酒


熊向晖(周总理助理、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原副会长)


搞情报工作的同志应该是无名英雄。由于一些同志一定要我讲,所以我写过一点东西,主要是体现周恩来同志对党的情报工作的领导和杰出的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恩来根据国共合作的需要,布置了一些人到国民党军队中,帮助抗日,必要的时候,做我们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被派到胡宗南那里。


最初,我没做什么,一直到胡宗南反共了,才开始做情报工作。所谓情报工作,就是把了解的情况,经过适当的途径,向中央报告。当时胡宗南主要的任务,是守卫黄河河防,从潼关到宜川以外,就是要包围陕甘宁边区。我的情报工作,主要是保卫延安。


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想利用这个机会,对陕甘宁边区施行突然袭击。这个事情我当然知道了,报告了中央,由朱德通电,公开揭露蒋介石的阴谋,再加上当时各方面的压力,英国、美国、包括苏联都不赞成,所以蒋介石就让胡宗南收兵了。


这时候正好周恩来从重庆回延安,随行有一百多人。7月9日,他们先到了西安,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7月10日下午,胡宗南在他的司令部举行酒会,欢迎周恩来,企图把恩来同志灌醉。他就让我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去接周恩来。我就跟恩来同志用英文讲了这个事情,他当然很警惕了。


胡宗南事先做了布置,在酒会上他的高级军官以及他们的夫人,分批地向周恩来敬酒,恩来同志都很巧妙地回绝了。最后,周恩来就问胡宗南:“我看到朱总司令的7·24电报,你要进攻延安,究竟是怎么回事情?”胡宗南说:“没有这个事情,我没有进攻延安的意图。”周恩来说:“这样好,我提议来敬一杯酒。”胡宗南让他的政治部主任提议:“我们为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干杯。”周恩来说:“你提到全国抗战,我很欣赏。全国抗战,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蒋委员长是国民党的总裁,毛泽东是共产党的主席。我作为共产党员,我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我也提议在座的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国民党人都楞了。周恩来看到他们不好干杯,说:“大家有为难之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酒就算了。”就这样用这种方式拒绝了。


胡宗南监视周恩来到西安后的一举一动


最后周恩来提议:我们干杯!希望坚持抗战,坚持进步,坚持团结, 为收复一切失地干杯。他说,愿意的干杯,不愿意的不勉强。结果周恩来一饮而尽。胡宗南以及他的高级将领也都一饮而尽。周恩来具有高度的智慧。


那个时候,胡宗南的司令部设在西安小雁塔的一个庙里,胡宗南喜欢住庙。酒会完了以后,胡宗南又让我送周恩来回七贤庄。在车上恩来同志说:“我刚才跟胡总司令讲了,我要送他一些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请熊先生到办事处稍微停几分钟,我要准备杂志,请你带回去。”说着,他用手碰了我一下,我就知道他有话跟我说。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以后,车停在门外,我就跟着恩来同志到里边一个房子里,他就借这个机会说:“我们谈一刻钟。”趁这个机会,他就把胡宗南主要的情况向我问清楚了,然后就让办事处人员把事先已经准备好的书报放到汽车上,把没有打包的书给我几本,我拿在手。


国民党军统西安站,是派人监视八路军办事处的,就把这个情况向胡宗南报告了,说是:有一辆汽车,有一个人,到八路军办事处,几点几分去接,几点几分去送,送的时候几点几分出来,临走的时候带了一大包东西,手里拿的反动杂志。胡宗南看了以后哈哈大笑,说周恩来到西安 ,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熊向晖忆周恩来:他这种光明磊落,我从来没见过


第二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1946年了,当时胡宗南准备送我到美国留学。我在清华大学没有毕业,如果到美国进大学,太吃亏了,当时我已经26岁了。所以我想用我哥哥的文凭。我哥哥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我就去南京办这个文凭。那时我们在西安有电台,就报告了延安,也报告了周恩来。他说,我到南京以后,他要找我谈话。当时内战的气氛比较浓了。找我联系的人说:“到了南京以后,头一个星期上午都不要出去,很可能有人找你,找你的时候他说:‘胡公找你’,你就跟他走。”“胡公”是周恩来的代号。


6月初,我到了南京。6月10日上午,有一个人来了,个儿不高,说:“胡公找你。”我就跟他走了。走到很僻静的地方,他说他叫童小鹏。我上了车,就到了梅园新村30号,当时是中共代表团驻地。


见到董必武,他说:“有一件事情要恩来同志跟你谈,他马上就回来。”不久,周恩来回来了。他说:6月7日,我坐马歇尔的专机到延安,讨论研究东北停战。9日还是坐马歇尔的专机回南京。到延安以后由于一直开会,没睡觉,所以上了飞机以后,就很累了。当时因为要找你,我就把你住的地址写在一个小本上。小本子上写的其他事情无关紧要,就是写的你的地点,还写着一个“熊”字。这个小本子我就放在衬衣口袋里,以为这样很保险了。结果呢,由于太疲劳了,在飞机上睡着了,一直到飞机降落到南京我才醒来,醒来以后匆匆忙忙地回到梅园新村,结果一看,本子不见了。我想一定是睡着了,衬衣口袋没扣,掉到马歇尔专机上了。过了一会儿,马歇尔派他的副官,给我送了一份密件,拿火漆封了,当面交给我,里面就是这个小本子。他们是一定照了相的,小本子的内容他会知道的。现在的问题是,他会不会告诉蒋介石。如果告诉蒋介石,“军统”或者“中统”马上就会抓你。但是我跟董老反复商量,马歇尔也可能不告诉蒋介石。因为如果告诉了,抓了你,他这个调处人的面目就不存在了,那他就不是中立的了。但是从最坏处做打算,你还是做这个准备,离开南京到上海,到思南路找王炳南,我已经告诉王炳南了。你到上海住两个星期,你也向西安问问情况,我也通知西安,如果有什么动静,在南京有什么动静,就通知你马上到思南路找王炳南,送你到苏北。如果没有事,你还照样回西安。


两个星期以后没有事,我就又回西安了。


飞机上丢了小本子的事情,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但是他对我讲,他已经报告了中央,请求处分。这让我确实感到非常震撼。这样的一个领导人,这件事情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不仅向我讲,而且向中央报告,请求处分。这种光明磊落,我确实从来没见过。


这件事情我本来不想讲,不想写。后来有些同志讲,这表现了周恩来伟大的一个侧面,还是讲吧,对大家有教育意义。


周恩来给梁思成等高级知识分子平反


韩素音是周总理的外事秘书龚澎的同学,从1956年开始,经龚澎介绍她每年差不多都到中国来一次,有时候来两次。她是个作家,社会关系很广泛,可以向外国介绍新中国。1966年,她来中国参加亚洲作家会议,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起来。1967年她要求到中国来,当时的电报都送给“文革小组”了,康生看到了,说韩素音这个人要查一查。


韩素音的父亲是中国人, 母亲是比利时人,韩素音“自传”里都写了的,她没有隐讳。她最初嫁给国民党的一个少将,曾经是驻英国的武官,解放战争时期做过国民党的师长,被我们打死了。然后她又跟一个美国记者恋爱,而这个记者在朝鲜战争中被打死了。她后来的丈夫陆文星,是印度工程兵上校,尼赫鲁的亲信。这个情况,康生一看,说:“这显然是国际特务,怎么对外友协邀请这样的人!”康生送给江青,又送给周总理。周总理画了个圈,没有说什么。


1969年,韩素音来了。周总理向毛泽东汇报了。我在英国当代办的时候,就跟韩素音认识。每次韩素音到国内来,都是对外友协派个翻译全程陪同。谈话,主要是龚澎。最后由中央领导,周总理或陈毅接见她。当时龚澎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所以周总理就让我跟龚澎一块儿接待她。周总理对龚澎和我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几年来,我们使馆的大使都撤回来了,对外面的情况毫不了解。“文化大革命”,中国究竟怎么样,外国人也不了解。所以韩素音来了以后,可以向她多了解国际情况,让她在国内,要找什么人就找什么人,去几个地方,可以让她定。还说,她来了以后,在北京可以安排四个人:第一个,郭沫若,让郭老请她吃一次饭。第二个,你去找梁思成,让梁思成会见她。再找钱伟长和她谈一谈。还要让周培源夫妇在家里搞个小茶会,欢迎韩素音。你都不要参加,让她随便谈。


郭老好说。梁思成当时是“反动学术权威”,正在害病,住在北京医院。我就到北京医院告诉梁思成,说总理请你会见韩素音。他一听到这话就痛哭流涕。因为在这个时候周总理让他会见个外宾,就等于解放他了。钱伟长当时是清华大学教授,由迟群管。1969年迟群还不像后来那么太坏,他同意钱伟长见,他要派人看着。我找了周培源夫妇。周培源夫人王蒂澂开始不同意,说:“唉,我到现在为止,海外关系还没搞清呐,又搞海外关系。”后来周培源说:“向晖同志来了,总理要我们办。”她说:“那有批件没有?”我应声说:“带着呢。”周培源说:“还要什么批件哪!”就同意了。


这个事情我深受感动,在那个时候,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正处于困难的情况下,钱伟长还没有行动自由。这件事体现了周恩来关心人,信任人,等于给这些人平了反。


周总理外交方面风格独特


周总理在外交方面确实有他独特的风格,他的话很能够为人接受。当时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的关键问题。你要是这么原则地讲: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开罗宣言》讲台湾归还中国,《波茨坦协议》也重申这一点。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国民政府已经把台湾收复了,美国都承认了。这些话都好讲,但这话在当时情况下,不容易打动人。


周总理怎么讲呢?他说:台湾自古是中国的领土,在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失败了,被迫签定了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是中国领土,日本人为什么要订这个条约呢?1870年,普鲁士跟法国打仗,法国失败了,就把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割让给普鲁士。台湾割让给日本是5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这是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和平十四条中,第8条就是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阿尔萨斯—洛林被普鲁士德国占领,就比台湾少两年,48年。周总理说:阿尔萨斯—洛林,20年代我去过,当时叫作斯特拉斯堡,当地的居民多数已经讲德国话了。可是台湾虽然被日本占领50年,大多数、绝大多数居民还讲的是福建话,台湾就是中国的领土嘛!这样的话最能说服人。因为基辛格的父亲就是德国人,以后移民到美国去的。这个阿尔萨斯—洛林在历史上很多人都清楚嘛。这么一讲就非常艺术,非常贴切。一个50年,一个48年,一个是《开罗宣言》,一个是威尔逊十四条,而且不同的地方,阿尔萨斯—洛林地方的人已经讲德国话了,但是台湾居民还是绝大多数讲福建话。


周总理工作之细 蒙哥马利元帅对他很是钦佩


英国蒙哥马利元帅1960年和1961年两次访华。1960年他来的时间比较短,因为时间太短,他就要求1961年再来一次。1961年蒙哥马利来华的接待工作,根据外交部提议,陈毅批准,是由李达上将以国防体委主任的身份带队,具体接待工作由外交部西欧司、礼宾司负责。因为蒙哥马利是第二次来华,陈毅先接见他并举行欢迎宴会。蒙哥马利提出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三原则,其中第一条是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周总理看了以后就找我去,说蒙哥马利这个人很有政治头脑,他这次来,提出来要访问许多不对西方开放的城市,先从香港到广州到北京,然后准备到包头、太原、延安、西安、三门峡、洛阳、郑州,然后回到北京,再考虑毛泽东是不是接见。周恩来让我参加接待工作,所以我是中途参加进去的。当时正在困难时期,周总理说,我们建国以后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这都是客观存在,让他看,让他自己做结论,你在必要的时候,或关键的时候点一点,让他从本质上了解中国的内外政策。


蒙哥马利确实很有观察能力。他作为一个英国的元帅,提出要搞世界和平,这很不简单的。所以周总理说要对他多做工作。在国内访问时给他安排了一架专机,伊尔-14,飞到包头,飞到太原,飞到延安,飞到西安,到西安以后坐火车。


回来以后,我对总理办公室外事秘书浦寿昌说,要向周总理汇报情况。浦寿昌说:“现在总理马上要开政治局会议,恐怕要到明天了,你就睡觉吧。”我刚睡下,后半夜两点钟左右,周总理把我找去了,问蒙哥马利的情况。我说蒙哥马利对中国很友好,但是也有战略观察。周恩来就问得很详细,政治问题问得特别详细。


我顺便说一下蒙哥马利的战略观察。他到洛阳拖拉机厂,拖拉机一开出来他就看,开了那么几圈,总工程师就告诉我:这是行家。他这么一看就证明,这个拖拉机可以做坦克。


这些情况我都给周总理讲了,周总理就问他一路上看了什么文艺节目。我说他先到包头,要看文艺节目,没有,看了电影《五朵金花》。到洛阳,当地预备晚会他不看,他要逛街,我就陪他逛街,街上一个戏院有灯,演豫剧《穆桂英挂帅》。进去以后,那个翻译给他稍微讲一讲,他不要一句句翻。后来就出来了,他说:这个戏不好,怎么女人做元帅。我讲,这是民间的传说,老百姓很愿意看。蒙哥马利说:爱看女人当元帅戏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戏的女人,也不是真正的女人。听了这话以后,我又说:现在中国也还有解放军女少将李贞嘛!他说:红军、解放军我都非常钦佩,我不知道女人当少将,这有损于红军、解放军的声誉。这时候我就讲:“按照你们的体制,英国女王就是陆海空军总司令,你这个元帅也要听她的。”这样他没话说了。


周总理听了后,说:“你顶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人家搞‘三原则’,一个中国,一切外国军队从外国撤回去,很好嘛!你搞了那么些年的外交工作,你不懂得求同存异呀?你说民间传说就够了嘛,你何必说英国女王,你把他弄得无话可说,你就算胜利了?鲁迅曾经讲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讽刺挖苦也决不是我们的外交。”这一批评使我很受教育,还想多听几句批评。周总理说完从一个夹子里拿出第二天准备请蒙哥马利看晚会的节目,一看,连说:糟糕,又是个女的元帅,京剧折子戏《木兰从军》。幸亏问了你,不然又是个女元帅,好像我们故意讽刺他。周总理问,他喜欢看什么?我说他喜欢看杂技,我们在太原看了杂技,他很喜欢。周总理说,马上给外交部礼宾司长俞沛文打电话,把明天晚会的节目改了,不要《木兰从军》,加上杂技,要有口技。他问蒙哥马利看过“抢椅子”没有?我说:没看过。他说:北京杂技团的“抢椅子”很好,加上“抢椅子”。而且指定由哪个演员演,对演员情况他都熟悉。蒙哥马利看得很高兴。他回去写了本书,就把这次晚会“抢椅子”、口技等都写进去了。


周总理工作之细,不管什么外国人,都对他很是钦佩。


蒙哥马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打败了纳粹德国著名的元帅、“沙漠之狐”隆美尔,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元帅。蒙哥马利最后做到英国的总参谋长、陆军元帅。但是也很奇怪,他打了一辈子仗,最后却要和平,致力于和平。他认为:和平的关键在中国。中国的强大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强大了,就能够达到全世界普通人所渴望的和平。这个人有他的战略眼光。这些都是跟周总理1960年跟他的谈话,1961年跟他的谈话不可分的。


蒋介石特务集团破坏“克什米尔公主”号 暗杀周总理


1955年,中国代表团为参加万隆会议,租了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本来周总理要从香港起飞,事先都准备好了。但是缅甸总理吴努临时邀请他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赛尔先到仰光开预备会。所以周总理先到昆明(当时周恩来刚做完阑尾炎手术不久),然后从昆明到仰光。当时我们已经接到情报,蒋介石特务集团要破坏“克什米尔公主”号,主要是暗杀周总理。周总理就采取措施,有的人,比如冀朝铸,就从香港坐船走。“克什米尔公主”号是一个航班,从孟买起飞,经过加尔各答,到曼谷,再到香港,定期航线。事先商量好,照样卖票,到了香港以后,临时改为专机,加油一个钟头。临走之前,罗青长把有关单位的同志叫去,说他们肯定用炸药。当时周恩来就让外交部跟英国代办讲清楚,要注意机场,注意接近飞机的人,要绝对保险。但是交涉的人没看清电报,给英国人讲,有一架飞机要从香港起飞,国民党要准备捣乱。所以港英政府采取的是戒严措施,但就没有想到不让人接近飞机。于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收买了加油工人,把炸弹挂在油箱上。


说实话,万隆会议期间周总理非常忙,但他一直领导处理这件事情。周总理考虑到我们单独和英国交涉很困难,于是就联合印度跟英国交涉。因为飞机是印度的,机组8个人死了5个,活着3个。周总理在万隆那么忙,仍几次接见英国方面调查事件情况的人,要求英国准许中印双方各派代表到香港去交涉,督促香港提供有关的情况。英国首相艾登先是不同意,最后还是同意了。印度尼赫鲁派了一个代表,周总理派我作为中国代表去了。


飞机爆炸的地方,都是鲨鱼成群的地方。按照国际法,那是印尼的海域,由印尼负责打捞。印度机组的3个人游泳到一个小岛上活下来了,其他打捞上来的人都已经是面目全非了。周总理就让驻印度使馆参赞申健到新加坡去,因为打捞上来的东西由英国军舰运到新加坡。捞上来的尸体是中国人,就火化了,把骨灰送到万隆,周总理亲自带回来。周总理让我到香港去,他说:稍有疏忽就死了人,本来讲清楚了,结果还是死了人。他非常难过,指示在八宝山专门建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牺牲的同志的公墓,他还题了词,去祭奠。印度方面机组牺牲了5个人,周总理让我国驻印度使馆或总领事馆的同志,去慰问他们的家属。根据周恩来指示,国内在中山公园开了大规模的追悼会,毛主席送了花圈。


周总理在万隆接见了英国代表好几次,然后邀请他们到北京来,又让我同他一块儿到香港去。3个月后,英国方面发表声明,承认凶手到了台湾。周总理提出和印度方面联合起来调查这次事件,跟印度方面也是又团结又斗争。这个斗争艺术是太强了。这个事情台湾也承认了,不过他们没有讲得很清楚。


我们去香港之前,周总理说:这次事件牺牲了11个人,无谓的牺牲,不能再牺牲人了。他和当时的西欧司司长黄华一块儿到万隆,回来以后就和英国代办杜威廉说,一定要保证安全。我当时还带了一个机要员和密码电报。周总理当时特别提到香港大东电报局,通过上海海底电缆发电报(多少年不通了),24小时昼夜值班,随时电报来往。周总理特别交代我,你到那里的情况,随时报告。我到那里,香港当局派人到罗湖去接,前面是警卫车。我住的地方是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的山摩岭,有几个岗,其中发现有不可靠的要换。我感到周总理对人的关心和做工作,全心全意,考虑周到。


标签: 周总理   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