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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定调,周恩来指挥,李克农压阵,抗美援朝停战谈判一波三折

佚名 历史 2020年10月25日

毛泽东定调,周恩来指挥,李克农压阵,抗美援朝停战谈判一波三折

1951年7月10日,一队打着白旗的车驶入朝鲜开城以北的来凤庄,一场旷日持久的停战谈判由此拉开序幕。


在场的很多人都感到奇怪,美国人怎么打着白旗就来了?后来才知道,中朝事先要求美国人打着红旗过来,这种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旗帜遭到了美国人的拒绝,美国人宁愿选择白色的旗帜作为标志。


谈判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原则上的分歧和敌意,并屡屡陷入僵局。747天后,《朝鲜停战协定》才在板门店签订。“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后来在回忆录中沮丧地写道:“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在签完字后,也留下了一句名言:“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朝鲜军官与联合国代表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议。


在1953年10月27日举行的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会议结束后,中朝方面和美国方面都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图为把守美方记者招待会会场的美国宪兵受到我方记者严词指责的情形。


参加停战谈判的中朝代表。自左至右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解方将军、邓华将军,代表团首席代表、朝鲜人民军南日将军,朝鲜人民军谈判代表李相朝将军、张平山将军。


毛泽东:“谈要耐心,打要坚决”


在美国新闻界,一张名为《撤退》的照片久负盛名。照片反映的是1950年冬天,美海军陆战1师从长津湖撤退的情景,照片中的陆战队员满脸血污、双眼望天,眼神中充满了茫然和绝望。


这张照片传回美国,美军家属们愤怒了,他们走上街头,要求杜鲁门立即结束这场“愚蠢的战争”,并将他们的儿子接回家。美国媒体也从毫不关注这场战争,变为连篇累牍地报道陆战1师被围的消息,并呼吁当局“得做点什么”。


美国总统杜鲁门并非什么都没做,从11月30日开始,他和高层不停地开会,会议的议题从是否授权前线指挥官麦克阿瑟可以自行决定使用原子弹,到是否现在就承认战败并将美军全部撤出半岛。


用美国防部长马歇尔的话说,“解救我们的部队还是维护我们的民族荣誉”,这让人进退两难。12月3日,华盛顿的沮丧情绪达到顶峰,那天的战报显示:“联合国部队在11月30日和12月1日有超过1.1万人阵亡、负伤、失踪或被俘。”


解密档案显示,这天会议的结论是,美军彻底放弃取胜的想法,但必须体面地撤出。可是,在节节败退的战局中,怎么才能不丢面子地坐到谈判桌前呢?


为此,杜鲁门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此语没有吓退志愿军,却“震惊”了美国的西欧盟友——1949年8月29日,苏联也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当时缺乏远距离运载工具,投送到美国有困难,投送到西欧却容易。


英国首相艾德礼匆匆飞到美国,5天之内与杜鲁门会谈了5次。艾德礼开门见山地说,“联合国军”除了通过谈判撤出朝鲜外别无他择,为了停战,不惜放弃台湾,并把联合国的中国席位给予北京。杜鲁门则表示,可以接受停火谈判,但不放弃南韩、台湾和联合国的席位。两人在分歧中不欢而散。


同样“震惊”的还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为防止朝鲜战争演化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甚至“核战争”,印度等“亚非十三国”向联合国提案:朝鲜战争各方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一切现存问题”。1950年12月14日,联合国通过了十三国提案。


正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朝鲜战争》一书中所披露的,为了把谈判要求“体面”地传达给中朝方面,美国政府“像猎狗一样到处寻找线索”。


最后,美国政府找到了乔治·凯南。此人曾是美国资深外交官,著名的“遏制战略规划师”,此时凯南已经脱掉了职业外交官身份,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由这样一位教授出面,无论成败,都不会损害美国政府“颜面”。


1951年5月31日,乔治·凯南“巧遇”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希望苏联给中朝方面带话:停火谈判。


毛泽东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个历史契机,6月3日,他接见了专门从朝鲜赶来的金日成,同他具体商谈停战谈判的方案。随后,金日成和高岗去苏联和斯大林会谈。斯大林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由苏联出面,对美方的试探做出反应。


6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的新闻广播中发表演说:维护和平事业是可能的,第一个步骤是“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6月25日,《人民日报》社论表示,“我们中国人民完全赞同这个建议”。同日,杜鲁门在田纳西州的土拉霍马航空工程研究中心落成典礼上宣布:“美国愿意参加和平解决的谈判。”


一番隔空喊话,拉开了停战谈判的序幕。毛泽东提出“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总方针:即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双管齐下;争取和,不怕战,准备拖;谈要耐心,打要坚决,据理力争,直到取得公平合理的停战。


此时,第五次战役已经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总计歼灭敌人23万人。


周恩来:“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1951年7月10日,停战谈判在中朝方掌控的朝鲜开城举行。后来,“联合国军”觉得吃了亏,谈判地址又迁移至三八线上的板门店。


在挑选“联合国军”首席谈判代表时,总司令李奇微表示,要找一位有自制力的高级军官,正如他对一位副手所说:“那人能够一连坐上6个小时,既不眨眼,也不想抽空解小便。”就这样,选上了美国远东海军司令乔伊中将。


虽然朝鲜人民军的南日大将是中朝方的首席代表,但乔伊认为,中方代表解方才是真正的决策人物。解方说话从不与同事们商量,开门见山,不拘于宣传性的言辞,而且他身材瘦削、棱角分明,头发又密又短,这使乔伊印象极深,甚至望而生畏。


其实,乔伊真正的对手并不在房间里。中朝参加停战谈判的,分为三线。一线由南日、解方等直接出面谈判;二线由乔冠华、柴成文等往返联系,并传达、贯彻上级指示,提出谈判的具体方案;三线则由李克农负责,与毛泽东、周恩来保持密切联系并直接与朝鲜最高层协商,掌握谈判的方针大计及全部过程。


在代表团里,李克农代号101首长,或称“李队长”,乔冠华代号103,干部称他“乔指导员”,他们的身份是保密的。每天,从板门店发去的电报再从北京批复回来,往往已是次日清晨。


周恩来在李克农和乔冠华赴朝前叮嘱了一句古语:“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也就是说,该争的据理力争,该让或不能不让的,看准时机让。


双方要争的头等大事,就是划定军事分界线。中朝方面提出,以开战前的三八线为界;美方断然拒绝,理由是美方有“海空优势”,军事分界线应划在中朝阵地后方。


每当中朝方代表进行反驳时,美方就拒不发言,故意让谈判陷入僵局。乔伊中将一言不发,时而双手托腮,时而玩弄两支铅笔,南日将军则叼着他的象牙烟斗,眼睛盯着乔伊,把烟圈喷向对方。


沉闷的气氛中,连空气仿佛都凝固了。副代表柴成文悄悄走入旁边的小帐篷,请示李克农,李克农只递给他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就三个字“坐下去”。高度紧绷的谈判人员传看了这张纸条,顿时又来了精神。


“静坐”持续了2小时11分钟。最后,乔伊打破沉默,宣布休会。


第二天的谈判由朝鲜主持。首席代表南日将军宣布会议开始,双方代表落座。一言未发,南日将军又马上宣布休会,全程用时25秒。美国人惊讶地意识到,他们的对手中,有一位高人存在。


在多次交锋都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后,美国人叫嚣着“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不过,当“联合国军”在夏秋季攻势中付出了伤亡15.7万余人的惨痛代价后,他们又不得不重新回到了谈判席上。


11月27日,联军方面同意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放弃了所谓“海空补偿”的要求。不过,在特定地段的控制权问题上,仍争执不断。


一次,双方都声称控制了朝鲜中部的一个高地,美方还当着中方打电话到战地确认。这时,一位美方翻译无意中听到一位中国谈判代表低声说:“不要紧,今晚就会成为我们的。”美军吓得立马备战,尽管如此,志愿军还是夺取了高地。彭德怀管这叫“零敲牛皮糖”。


“我们的对手是谈起来想打,打起来又想谈。”诚如李克农所总结的,在持续两年的打打谈谈中,美国在朝鲜战场投入了其陆军的1/3、空军的1/5、海军的近1/2。


1951年末,军事分界线确定,李克农拿出一瓶茅台酒,与大家干杯。谈判人员都喜洋洋地觉得,最主要的问题已得到解决,年内即可达成停战协议。


中共中央也确定在一年半内将全军部队从626万人压缩至350万人,并减少在朝部队26万人。1952年内,军费开支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降到33%,经济建设费用则上升到45%。


丁国钰:“战场上刚刚还杀红了眼,谈判桌上怎么可能谈笑风生”


连一向神机妙算的李克农都没料到,谈判明明到了尾声,却又进行了一年半。什么原因使得停战谈判拖了这么久?十年前,记者曾采访当时的中方首席代表丁国钰,这位95岁高龄的老人,对于那场谈判的细节,记忆犹新。


2010年,丁国钰接受记者采访。饶强摄


虽然从事外交工作多年,但他仍常被称为丁国钰将军。丁老说,这是因为抗美援朝实在是太深入人心了。“我是志愿军的第三任首席谈判代表,和美国人谈判时,《人民日报》天天都是丁国钰将军怎样了。其实,部队那时还没授衔,是为了谈判工作的需要,才说我是将军的。”


“不但将军的名号是临时定的,连谈判穿的衣服都是临时做的。”1952年,李克农认为丁国钰适合外交工作,便让他去谈判代表团主持思想政治工作。1952年到1953年,停战谈判破裂期间,李克农和乔冠华撤回国内,代表团由丁国钰负责。1953年4月26日,丁国钰正式接替边章五任中方第三任首席代表。


参加谈判前,他是42军政治部主任,已经入朝作战两年,在战斗中四过汉江,正在三八线上和美军僵持着打夜战。


“战场上刚刚还杀红了眼,谈判桌上怎么可能谈笑风生。”丁国钰说,板门店停战谈判名为军事外交谈判,却没有半点外交氛围:进帐篷时双方各走各的门;代表见面时互不理睬,更没有握手、寒暄的礼节;开会时,有话就说,没话就散;中途休息时,各去各的帐篷;连厕所都是各去各的,以免混杂。


丁国钰和其他代表一样,虽然在战场上身经百战,但并没有同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因此,在谈判开始前的会议上,李克农总要忠告他们,“政治上要高屋建瓴,具体问题要后发制人。”“在谈判桌上有些话宁肯晚说一天也不要抢先一分钟。”


尽管知道这是一次十分艰难的谈判,但谈了747天,还是超乎丁国钰的预期。从1952年开始,最主要的分歧是战俘问题。


《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国际公约》规定:“战争结束,战俘应毫不迟延地释放并遣返。”根据这个规定,中朝方坚持的原则是停战协定签字后,双方所有的战俘应全部迅速释放与遣返。


由于中朝方拥有对方战俘1万余人,而对方拥有中朝方战俘达13万多人,美国在其它方面未得到好处,便想在战俘身上大做文章,坚持“一对一”交换。后来,在中朝方的斗争下,美方又紧紧捏着“自愿遣返”这张牌不放,以便扣押中朝方战俘。


1952年10月8日,继任的美方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先用老套路发问,问中朝方对其提出的“自愿遣返战俘”的方案有何想法。南日大将指出:美方的“新方案”换汤不换药,不予接受。哈里逊接着宣布“无限期休会”,且不等我方反应即起身朝帐篷外走。


中朝方全体人员处变不惊,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以大笑表示蔑视,直到对方全部人员撤走后才离开帐篷。丁国钰说,这是事先针对“逃会”安排好的应对。为此,他们还专门演练过京剧老生的腔调,以便发出中气十足的笑声,让帐篷外的西方记者知道。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正式就任美国总统。这位二战中赫赫有名的五星上将,很快便清醒地认识到:朝鲜战争是一场无法打赢的战争,这和美国“欧洲第一位”的全球战略是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必须设法尽快脱身。


丁国钰记得,转折点是在2月22日。那天,秘书处收到了“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的信函,提议双方先行交换病伤战俘。他请示毛泽东是否对此给予答复,主席在回电中提到,“不分轻重一事一抗,已显被动。”


恰在这个节骨眼儿上,3月5日,斯大林突发脑溢血去世。斯大林没有指定接班人,苏共领导人的注意力转向内部问题,对于处理朝鲜问题的方针马上有了改变,主张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毛泽东同意了这个主张。


3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表明中朝方面已不再坚持“全部遣返”,而改为“解释遣返”,相当于一种“动员遣返”。


随后,被美方单方面中断了6个月18天的朝鲜停战谈判重新复会。6月8日,双方就战俘问题达成协议。


7月27日,是签订停战协议的日子。南日大将和哈里逊中将就座后,便在准备好的文件上签了字。之后,两人几乎同时起身,然后离座扬长而去,没有寒暄,没有握手,没有讲话,甚至没看对方一眼。


相对于漫长的谈判,仅十分钟的签字仪式似乎过短。中国外交部曾提出一个比较具体的计划,但在请示过程中,周恩来特别指出:“签字仪式中的进门就互相握手和碰杯应以不要为好。”


1953年4月20日,双方伤病俘虏的遣返工作在板门店开始,丁国钰在现场迎接了第一批我国的被俘将士。


“他们受太多委屈了。”丁老摇着头,不忍回忆。他说,他到帐篷里探视他们时,见他们哭成一团,脱去上衣,露出被强迫刺上的侮辱性词句——“反共抗俄”“杀朱拔毛”,他这才明白为什么很多志愿军被俘人员不敢回国,被挟持到了台湾,原来他们比朝鲜被俘人员受到了更多、更大的摧残。


日内瓦会议后,周恩来访问波兰时,波兰总统告了丁国钰一状:“你们中国在朝鲜的谈判代表只讲原则,不讲妥协,就不考虑还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这次“告状”反而使总理知道了丁国钰,并让他脱掉军装专搞外交。


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丁国钰先后出任中国驻阿富汗、巴基斯坦、挪威、埃及等国大使。除了他以外,经历过这次谈判的很多工作人员,都成了外交部第一批领导干部。


记者采访时,丁国钰陷入沉思,沉默片刻后,他忍不住感叹:“我们为了中朝友谊,保家卫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朝鲜战争以美国侵略者被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而告结束。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和平的胜利、人民的胜利。


(原标题:板门店停战谈判:什么原因导致谈判竟达两年之久?)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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