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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战役:为西路军报仇,西北马家军的最后灭亡

佚名 历史 2020年10月15日

兰州战役:为西路军报仇,西北马家军的最后灭亡

当解放军南渡长江时,国民党的总兵力还有204万人,控制全国人口的58%,城市的63%,土地面积的73%。蒋介石的精锐主力已被歼灭,但剩余的军队中只有白崇禧部和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部还有较强的战斗力。


毛主席决定,以第一野战军为主,加上解放太原后的华北野战军第18、第19两兵团,向西北进军!


1949年5月26日,毛泽东致电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依你们现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时对马,而欲同时对马,必须等候18、19两兵团开到或至少一个兵团开到,方有把握,否则无把握。因此,你们应耐心等候三四个星期,不要性急,待18、19两兵团开到,打几个好仗,即可直取兰州,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只要胡、马不走,仗是总有打的。”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电文中的“胡”指胡宗南,“马”指的是马步芳和马鸿逵。在毛泽东与彭德怀等人往来的电文中,“马”、“二马”、“两马”、“青、宁‘二马’”都是指的马步芳和马鸿逵。


6月中旬,解放军第18、19兵团先头部队也相继开到西安、咸阳等地,与第一野战军在关中会师,准备参加彭德怀指挥的扶眉战役。


按照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决策,第一野战军采取“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首先集中力量与胡宗南主力决战,然后集中主力与青、宁“二”集团决战。彭德怀将详细德作战计划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对负责执行钳制“二马”任务的杨得志19兵团如何使用极为关注,特意给彭德怀打来电报,说:“杨(得志)兵团应立即西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杨得志等对两马是没有经验的。”


6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要求他们以部分兵力钳制两马,集中主力采取迅速行动以包围并歼灭胡宗南部四五个军。毛泽东还不放心,次日又致电提醒彭德怀:“如二马只作小撤退则先打两马、后打胡宗南是正确的,但打两马比较打胡为费力;如两马作大的撤退,距胡部较远,就实行钳马打胡。”人们可以感受到,从来往文电的字里行间,从对麾下爱将的反复叮咛中,毛泽东流露出对“二马”的高度警觉。


解放战争中,甚至连全副美械装备的蒋介石嫡系部队都不如何瞧得上眼的毛泽东,为何对偏处西北苍茫戈壁的“二马”,如此小心翼翼呢?毛泽东对西北“二马”的了解,主要是在红军长征后期。


1935年9月,已经取得红军实际领导地位的毛泽东,指挥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于9月23日从哈达铺出发,突破敌人在渭河设置的封锁线,迅速翻过六盘山,进入靠近陕西的环县(今在甘肃省)。


蒋介石即刻电令宁夏马鸿逵部:“红军长途行军,疲惫不堪,企图进入陕北会合刘志丹,兹令你部骑兵前往堵截,阻击包围,予以歼灭。”同时调集了5个骑兵团装备精良,协同尾追红军。


红军行进神速,10月19日毛泽东随一纵队首先抵达陕北吴起镇,随后彭德怀率二、三纵队也进抵附近宿营。对这部分尾随的骑兵打还是不打?当时有些红军指挥员不主张打。部队里也风传着种种关于骑兵如何“厉害”的流言。


“红军长途行军已很疲劳,情况又不熟悉,没有把握,等把敌人引进苏区,了解情况后再打!”林彪亲自向部队进行打骑兵的教育,一向少言寡语的他做了战前动员:“我们过去一直和两条腿的敌人作战,现在可要和六条腿的敌人作战了。其实这六条腿的敌人并不可怕。因为打起仗来,骑兵的目标大,容易瞄得准。骑兵只要下了马就少了几腿,大大削弱了战斗力,比步兵还好打。骑兵宿营下了马鞍子,最怕受到袭击。我们要发挥红军勇猛机智、出奇制胜的特长,来消灭敌人的骑兵。”


毛泽东觉得决不能把敌人带进陕北苏区来,加之前不久刚刚在甘肃静宁界石堡消灭东北军3个骑兵连,下决心要打,“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吴起是山区,不利于骑兵作战,况且我们已有打骑兵的经验。另外,我们已经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我们不仅要在吴起打这一仗,而且一定要打好!”于是,中央红军4个纵队布下口袋战术,严阵以待。10月18日拂晓,追击红军的骑兵团先头部队进入伏击圈。经过激战,打死打伤敌军600余人,俘虏1000余人,缴获战马1600余匹,另外还有迫击炮、重机枪数十门(挺)。毛泽东在视察阵地时风趣地说:“步兵追骑兵,这是个创举啊!”战后,毛泽东特致电彭德怀,赠诗一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枪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非常谦虚,把最后一句改为“惟我英勇红军”。在后来的红军的西征中,彭德怀指挥红1军团和红15军团,与马鸿宾、马鸿逵骑兵作战,大有斩获,缴获战马数百匹,开辟了纵横200余公里的根据地。


西征时,红1军团攻占曲子镇,歼灭马鸿逵第105骑兵旅的经历最有代表性。第105骑兵旅旅长冶成章性情暴躁,打仗强悍,是马鸿逵的爱将,人送外号“野骡子”。6月1日,红一军团到曲子镇,适逢马鸿逵的骑105旅也在曲子镇宿营。2师师长杨得志急令梁兴初带人将曲子镇包围,然后以两个团的兵力展开进攻。曲子镇是一座土城,红军一度攻进城堡,可攻城的一些刚入伍的新战士,没有打巷战的经验,刚打开一个缺口就几乎全团就往里冲,战斗力发挥不出来,又被冶成章的警卫部队打了出来。这时,聂荣臻和左权来到阵地,忙命令调整战术,令战士守住突破口,同时把其他部队撒下来,在城墙隐蔽地点进行整顿,将兵力、火力重新编组,几个排互相掩护,交替前进。经过改进战术,仅用了一个连的兵力,就攻了进去。其他部队随后跟进,最后攻下了曲子镇,活捉了敌旅长冶成章。几次对骑兵作战的胜利,无形中使红军尤其是高级将领中,产生了“骑兵不过如此”的轻敌思想,不久在红军西路军中,吃尽了“二马”骑兵的苦头。马步芳在青海、甘肃南部,也曾布兵阻击长征的红军,但那只是象征性的,采取消极敷衍的态度,目的是保存实力,保住地盘。可当红军要在他的地盘建立根据地的时候,他就不顾一切了。


1936年11月8日,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央军委提出《作战新计划》,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西路军由红30军、红9军、红5军团等3个军共21800余人组成,由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率领。他们的任务是西渡黄河,进军河西走廊,打通通往苏联的路线,在战略上配合陕甘红军。


毛泽东也有自己的苦衷。此时陕甘苏区军粮已告罄尽,筹粮、筹款、筹棉、扩红,均极困难,数万红军缺衣少食,难以熬过严冬。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西路军西进过程中,一来可以打通到新疆的通路,取得苏联援助给中国工农红军的军用物资,二来可以调动国民党军队,陕甘红军乘机可以东出或南出,打到比较富庶的山西去。不过,这些都没有通知西路军。马步芳这次是真急眼了,唯恐老巢有失,倾其所部对西路军围追堵截。徐向前、陈昌浩及时调整部署,令部队分左右纵队向西挺进,左纵队红9军袭占古浪,吸引了马家军,右纵队红30军和红5军乘虚疾进,过武威、克永昌、占山丹,大步西进。马家军利用骑兵行动快速、飘忽的特点,在古浪对西路军左纵队发动突然袭击,红9军首长因麻痹轻敌,没有及时突围,而是和马家军硬拼,结果红9军损失近三分之一,军师首长也牺牲数名。这是西路军渡河后遭到的第一次重大损失,对部队士气打击极大。在西进途中,忽然接到中央来电指示,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一带创立巩固根据地,以策应陕甘红军。永凉一线以至整个河西走廊,南临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北依龙首山和浩瀚无垠的巴丹吉林和腾格里沙漠,几乎没有回旋余地。而走廊的平川上仅有的屏障就是星星点点的土围子,从地形上看,难以建立根据地。河西是马步芳起家的根本,他有一句口头禅:“宁死一万人,不失一寸土”,把地盘看得比性命还重要。也难怪,有了地盘,就可以征兵、收税、派粮,要他的地盘自然是要他的命了!因此,马步芳不惜动用青海老巢的全部人力、物力,提出“军队民众化,民众军队化”的口号,投入保卫势力范围的战场,并大量征集民团,驱使在第一线效命,先后在河西投入的总兵力超过125000人,是西路军的6倍。


“如果红军不停留,可以不打;若停下来不走,就打!”沿途的马家军都接到相同的电令,已经占领永昌徐向前也破译了这份电文。按照中央命令,西路军在永凉一线摆开,试图站稳脚跟,创建根据地。根据以往的经验,创建根据地一是要消灭敌人,站稳脚跟;二是发动群众,建党建政。西路军面对优势敌人的不断围攻,要建立根据地,凭着战士们枪上的刺刀和少得可怜的子弹、手榴弹,显然力不胜任;而且一屁股蹲下来,也就失去了战场主动权。马步芳在永凉一带与徐向前、陈昌浩艰苦鏖战正酣的时候,爆发了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西安事变: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何应钦指挥的“讨伐军”已开向潼关,直逼西安。张学良要求红军主力出动,并望西路军以一部东返,配合河东红军击敌。为了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放弃了陕甘红军东出或南出,改为南下关中援助,同时令西路军东返。


此时,马家军的主力集中在东面,正等着与红军决战。能否突破马步芳的重兵防堵,还是个问号。徐向前等多数人认为西路军应乘虚西进,陈昌浩认为应当无条件地执行中央的指示,向河东进击。陈昌浩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回电,认为“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利与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


徐、陈正准备拔营向东,军委又于12月27日来电指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当时红军极需一个人口稠密,物资丰富,靠近苏联,利于回旋的战略基地。毛泽东认为,这个基地以黄河以西的兰州、凉州、甘州、肃州及宁夏地区最为理想。于是西路军撤离永昌、山丹地区,冒着西北高原凛冽风雪继续西进。


坚守永凉时近两月,西路军的兵力已降至15000人。


马步芳已经察觉,没有后方补给的西路军已是疲兵屡战,便放心地派兵围追堵截。马家军的骑兵在红军队伍前后奔跑,马家军的民团游行似地要威风。红军指战员把子弹推进枪膛,食指紧扣扳机,直到敌人靠得不能再近时才开枪。当敌人略微远一点的时候,大家又把食指松开,将子弹退出来装到子弹袋里。红军天黑突出重围,天亮又被包围,坚持到天黑再突围,在马家军的包围圈中生存。


1月2日至8日,中央军委连续数次电令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勿西进,集中全力击退尾追之敌,创造肃、甘、安根据地。西路军则建议军委,为了挽救西路军,让河东红军过河配合,东西合力,夹击马步芳。但军委认为河东已抽不出部队西援,令西路军团结一致,独立完成任务。


1937年1月12日,马家军以部分兵力钳制倪家营子等处的西路军主力,以重兵进攻孤居高台的红5军团。关键时刻,原收编的部分民团叛变,打开城门,迎敌进城,经过一番激烈的巷战,以军团长董振堂为首的3000多将士全部壮烈牺牲。红5军团是宁都暴动参加红军的,在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途中,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可惜被马家军所击,竟在千里戈壁全军覆没!徐向前、陈昌浩下令剩余的红军部队向驻在倪家营子的红30军靠拢,防止敌人各个击破。倪家营子位于临泽县南部,分上、下营子。徐、陈将西路军剩下的1万余人,全部收缩在下营子地区,以红30军扼守西南方向,红9军扼守东北方向,构成椭圆形防御圈环。


马步芳对陷入困境的红军发起了集团冲锋,极度困乏的红军战士的英勇顽强,仍然令他心有余悸。没有子弹,步枪几乎失去作用,红军战士把枪架在一边,手里握着大刀、长矛、木棍攻入敌军,挥动一切可作为武器的物件与敌厮杀。不仅轻伤员,重伤员也是至死不下火线,其中自行拉响手榴弹以自己垂危的生命与敌人同归于尽者不胜枚举。倪家营子大血战不久,徐向前决定指挥剩余的西路军决定东返自救,并在西洞堡一举歼灭马家军西宁宪兵团,歼敌800多人,缴获一批战马和武器弹药。党中央为了避免加剧西安地区的紧张局势,令西路军停止东返。


陈昌浩因曾是“国焘路线”的积极支持者,现时又身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重任,感到压力重大,因东进没有中央的命令,本来就有顾虑,见部队打了胜仗,得到补充,便提出要重返倪家营子,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徐向前与陈昌浩吵了一顿,没有结果。此时中央来电,支持陈昌浩,要西路军再固守50天。于是全军只得二返倪家营子。马步芳对红军的包围更加紧缩,梯队重迭,步步推进,而红军驻地房倒屋塌,水井被填,吃住更加困难。敌人将红军前沿围子包围数层,一直冲到纵深与红军后方部队激战。


3月中旬,西路军撤进祁连山之后彻底失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决定: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副主席兼总指挥徐向前离开部队,潜返陕北;余部由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副总指挥王树声、红30军政委李先念等组成工委领导,分头行动;西路军所剩近3000人分3个支队和若干小分队分散游击。


西方有句谚语:当失败成为一种宿命时,失败也是伟大的。西路军是整个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全盘战略上不可缺少的环节之一。毫无疑义,部队的一切行动,均应服从和服务于策应河东红军与友军的全局需要。西路军担负着一个独立作战方向的战略任务,但每一步行动均需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指示去办。事实上许多指示难以行通,这就使西路军最高指挥官几乎没有机动自主权力,战场指挥也就无法随机应变,机断专行。所以,西路军的失败,就更显得悲壮。当然,西路军的失败还有天时、地利的因素,也有马家军凶狠残暴,陈昌浩患得患失、一切唯上等原因。但无论怎么说,马步芳是西路军失败的最大受益者。


西路军的失败,是解放军军史上少有的几次大失败之一。据有关资料统计,红军西路军出征时总人数约21800余人;战死者约7000余人,其中团以上干部143人,军、师以上干部20多人;被俘后遭残酷杀害者约5600人;被营救返回延安者约4700人;失散流落在沿途的约4500人。过去,只是对马步芳的残暴凶狠有所耳闻,通过西路军的遭遇,有了切身的体会。尤其是马步芳杀害了西路军被俘虏的战士,仅在张掖,就杀害了3200多人。杀人的方法花样百出,有活埋、枪杀、火烧、扒心、取胆、割舌等多种残忍手段。


据亲眼目睹马家军暴行,后来被营救回延安的西路军战士揭露,马步芳纵容手下残酷虐杀战俘,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如抽肠扒肚,就是把被俘红军的肚皮用刺刀割开,将肠子拉出,拴在马尾上,然后打马奔跑,受害者肠肚拉出,痛苦到死。有些马家军的官兵听说用人血蘸馍吃可以治病、壮胆,就拉出红军被俘战士当场砍死,拿热馍蘸着人血吃。马家军还拿被俘红军战士当活靶打,练习枪法或打赌取乐。对被俘女红军战士,还进行强奸,然后分给部下做妻妾丫环,甚至转卖多处。党中央和毛泽东,为把西路军从马家军的魔掌中解救出来,想尽了办法。面对徐向前、陈昌浩向中央的告急电文,毛泽东和党中央除紧急指示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强烈要求蒋介石令马家军停止军事进攻外,并于2月27日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以原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31军,与第28军、第32军和骑兵一个团组成“援西军”,向西开进,以接回西路军。


西路军失败后,为保存西路军余部,3月27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联名致电周思来并彭德怀、任弼时,指示为解救西路军危局,与马步芳等讲和,中共中央愿以10万到20万的银圆,请马家军停止对西路军的进攻。4月3日,中共中央致电在西安的叶剑英,要他向顾祝同提出:如果马步芳俘虏了徐向前、陈昌浩及其他干部,应严令其不得加以任何残害行为。4月5日,毛泽东又致电叶剑英,要他进一步向顾祝同交涉,令马步劳把集中在凉州的红军被俘人员全部调到平凉,经国民党第25师驻地,转交红四方面军,并制止马步芳再残害与压迫红军被俘官兵。


1937年4月,西路军剩下的700多人,在李先念的带领下,从安西星星峡退入新疆。执行分散游击的部队中,李先念运气很好,没多久就意外收到中央电台的呼号,于是按中央指令北折新疆,陈云在星星峡迎接了他们。1937年底,林伯渠到西安任驻陕党代表后不久,即营救了1500余红军失散人员返回了自己的部队。原来,马步芳准备将俘虏西路军编成的新兵团,拨交河南国民党卫立煌部。中共驻兰州代表谢觉哉得知这一消息后,一面派人与国民党军方交涉放人,一面派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到新兵团驻地,找他们谈话,要他们坚定信心,随时准备回到革命队伍。不料国民党军方佯称要请示军令部批准,暗地里却命令这个团偷偷提前开拔了。谢觉哉立即将此事电告了林伯渠。林伯渠马上向有关方面交涉,新兵团一到西安,就去做他们的工作,这些红军失散人员纷纷要求归队。后来,这些西路军战俘开到三原县安吴堡,分别编入了八路军各部队中。当总指挥徐向前辗转到达援西军驻地后,毛泽东、张闻天、朱德致电说:“向前同志,庆祝你脱险归来,并相信你一定能够在中央领导下,再接再厉的为革命奋斗到底。盼病体痊愈后即来中央。”红军西路军最终惨败于马家军之手,眨眼之间已经12年过去了。


十几年来,马家军的恶行梦魇一样压在幸存者的心头。现在,向马家军复仇雪耻的时机终于到来了!此时,胡宗南部已退至扶风、宝鸡、凤县地区,二马退至邠州、长武地区,都想借助对方力量,互为犄角,阻止解放军进军甘、宁、青或南下汉中。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指挥第一野战军于从1949年7月11日至7月14日,在扶风、眉县地区,发起“扶眉战役”,歼灭胡宗南部4个军4.4万余人;胡宗南部退守秦岭一带,二马继续往西撤退至平凉地区。由此,解放军作战方针调整为“钳胡打马,先马后胡”,彭德怀选择了平凉地区作为与“二马”决战的战场。未想,“二马”却不战而退。平凉虽为甘、宁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作战计划一出台,“宁马”马鸿逵立即察觉“青马”马步芳要保存实力的企图,急电部下退守宁夏,以图保存实力。宁马一撤,青马也无奈地急忙往兰州撤退。毛泽东指示彭德怀,暂不占领汉中,集中兵力歼灭二马。彭德怀决定以周士第兵团两个军于宝鸡、西安一线钳制胡宗南部,以另外10个军追击二马,20余天前进千余里,把青马逼进了兰州城内。


李宗仁、阎锡山对二马有个形象的评价:马步芳是匹野马,马鸿逵是匹滑马。马步芳家族曾在青海统治数十年之久,被称为“青马家族”,也被称为“青海王”。当地民歌“花儿”唱道:“上山的老虎下山的狼,凶不过青海的马步芳。”马步芳确实有股子狠劲。摩托车刚刚进入西宁的时候,正值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马步芳拿到新摩托车就敢骑,一踩油门,摩托车便一跃而出,根本停不住,从东关大本营一直跑到20多里外西宁城东郊的乐家湾,连马都追不上。西宁通往湟中塔尔寺的道路两边,整齐地排列着高大挺拔的白杨直入云霄,树冠密合成封闭的林荫隧道,这些树是马步芳下令,用了近十年的时间让士兵、壮丁、政府职员、学生、工人栽植的。当时马步芳还下了一道命令:谁敢砍树就砍谁的头!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初,马步芳对辖区内的毒品限制也比较严,不论是贩毒还是吸毒,只要被他抓住,一律砍头!可惜他晚节不保,到了四十年代后期,随着战场上与解放军作战的节节失败,他自己也抽起大烟来。马家军以“甘、河、回、马”(即甘肃人、河州人、回族、马姓)这四条为用人标准,采取家族世袭和宗教控制的方法带兵,与其他国民党军相比,有着很强的战斗力。由于没有受到解放军的歼灭性打击,气焰十分骄狂,不仅瞧不起中央军,也常常吹嘘解放军是他手下的败将。当年打败红军西路军,成了马步芳夸耀的资本。1947年3月,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实行重点进攻,马家军中的马鸿逵部占领了三边地区,马步芳攻下了合水等地。以至于1947年6月14日,毛泽东给晋冀察朱德、刘少奇关于《总结边区三个月战争》的电报中也承认,彭德怀、习仲勋率野战军上月底到陇东,因青马82师颇顽强,打合水未得手。为了阻挡解放军解放大西北,由南京逃亡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紧急召集马步芳、马鸿逵、胡宗南,举行“西北联防会议”,拟制了“兰州会战计划”,以马步芳集团依托兰州固守,吸引和消耗解放军主力,会同马鸿逵、胡宗南两集团,夹击第一野战军于兰州外围。马步芳放出狂话,“兰州是攻不破的铁城,彭德怀胆敢进攻兰州,本署以诱敌于有利地形与之决战,凭天然屏障与既设阵地,举全力一鼓而歼灭之。”


兰州,因地处皋兰山而得名,古称皋兰。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是西北政治、军事中心,地理上也是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的枢纽。兰州城北面是黄河,东、南、西三面环山,易守难攻。马步芳退守兰州后,又将抗战时期国民党军构筑的国防工事进行加修加固,主要阵地构筑了钢筋水泥碉堡群,外斜面有高6至10米的环形人工峭壁,腰部修有暗藏的侧射火力点,外有两层3至6米的外壕,壕内遍布地雷,铁丝网。阵地之间有公路、交通壕连接。马步芳视兰州会战成败为其生死存亡的关键,不仅主力全部集中兰州,而且在城内屯集了大量粮食、弹药并作了精心周密的部署,以战斗力最强的两个军和两个骑兵旅,共5万余人,重点守备南山各要点与城区;以两个军3万余人,控制在兰州东北黄河两岸地区,保障兰州左翼安全;以新编成的骑兵军2万余人,控制在临洮,临夏地区,保障兰州右翼安全。兰州城下,彭德怀遇到的困难也不少。


从西安到兰州,1400多里的漫长补给线,只有一条路面极差的西兰公路,远远保障不了供给,部队只得就地筹粮。仅有10多万人口的兰州周围,一下子聚集了这么多德部队,人的口粮、牲口的饲料,都很难满足。阵地上的战士们,只能吃囫囵豆子,啃生山药蛋充饥,还得勒紧裤腰带去冲锋。没有房子住,不少连队只得住进刚挖成的土洞里,再加上长期连续奔袭,战士们极度疲乏,身体虚弱,非战斗减员也逐渐在增多。兰州战役,利在速决。毛泽东来电指示:“集中兵力,充分准备,继续进攻,攻克兰州,坚决歼灭青马。”毛泽东完全同意彭德怀的作战计划,并乐观地对彭德怀说:“只要能歼马主力,西北战局即可基本上解决,往后占领甘、宁、青、新,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同时,毛泽东专电强调指示彭德怀:“打马是一个较为严重的战役,要准备付出较大的代价,千万不可麻痹轻敌,疏忽大意。”马步芳决心守兰州,这是彭德怀求之不得的,他说:“我们不怕他守,而是怕他跑掉。如果他真的不跑,就到了我们把他消灭的时候了。”


1949年8月4日,第一野战军发布进攻兰州的作战命令:以第18兵团留置宝鸡,天水地区,继续钳制胡宗南集团,保障野战军左翼及后方安全;以第19兵团一部进至固原、海原地区,钳到马鸿逵集团,保障野战军主力右翼安全;以第1兵团攻取武山、陇西、临洮、临夏,得手后北渡黄河,直逼青海省省会西宁,截断兰州敌军退路;以第2、第19兵团5个军近15万人,沿西安兰州公路,分南北两路西进,直取兰州。8月21日,第2、第19兵团出动9个团的兵力,对兰州外围诸要点发起攻击,马家军凭借坚固工事和有利地形,以猛烈火力顽抗,并趁机向解放军的侧翼实行反冲击。解放军激战一日,不仅没有夺取一个阵地,而且消耗了大量弹药和人员较大伤亡。就在部队强烈要求继续攻击时,彭德怀司令员断然下令全线停止攻击。他认为攻击受阻,主要原因一是轻敌,准备不够,步炮协同不好,二是敌人工事坚固,敌人顽强。为此,他要求各部队深入进行思想政治动员,克服急躁轻敌情绪,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仔细侦察地形敌情,开展军事民主,研究进攻的战术,扎扎实实做好准备工作,待命总攻。8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马步芳既然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为歼灭该敌起见,似须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兰州战役。并须一次打不开而用二次、三次攻击去歼灭马敌和攻占兰州。”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摸清了马步芳的部署、工事构筑和地形情况以及作战特点后,彭德怀重新调整了部署。在此之前,解放军第1兵团解放了临夏。临夏是青宁二马出生和起家的地方,丢了临夏,等于马家的老窝子被抄,大大动摇了兰州守敌的军心,迫使马步芳从兰州前线抽调骑兵第8师两个骑兵旅回防西宁,从而减少了进攻兰州德阻力,也保障了野战军主力的侧翼安全。马步芳感到兰州危急,一面急电广州国民党政府,火速督催胡宗南、马鸿逵出兵解围;一面派亲信马骥专程飞到银川,向马鸿逵求救。马鸿逵比马步芳长11岁,是马步芳的长辈,却因争权夺利而长期不和,乘机故意刁难,讨价还价,最后勉强拼凑一支贺兰军,进驻宁甘边境,坐山观虎斗。而此时胡宗南自身尚且难保,不肯出动一兵一卒去兰州解围。马步芳知道援军不会来,兰州亦不保,便于8月24日只身飞往西宁,再携眷逃往重庆,所部交由儿子马继援指挥。


8月25日拂晓,解放军攻城部队发起总攻。经激战,攻占被称为“兰州锁钥”的沈家岭、狗娃山、古城岭、马架山和皋南山最高峰营盘岭,兰州城直接暴露在解放军的炮火之下。 兰州城防指挥官马继援,见外围主阵地一日之内相继失守,伤亡又惨重,外面援军无踪无影,同马步芳密商后,决定于当日乘夜幕全线秘密通过黄河铁桥,向西宁方向撤退。但是,黄河铁桥迅速被解放军控制,除马继援等人率一部逃走外,余部成了瓮中之鳖。一路上满目溃兵,人马争道,车辆横冲直撞,自相践踏,死伤累累。至26日12时,解放军全歼兰州残敌,解放兰州。


兰州战役,是西北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城市攻坚战。第一野战军以伤亡8700余人的代价,歼灭敌人2.7万余人,消灭了马步芳集团的主力,打开了进军青海、宁夏、新疆的门户。


彭德怀又命王震率第1兵团乘胜追击,直逼青海西宁城下,西宁岌岌可危。逃到西宁德马继援惊慌失措,不敢久留,惶惶然爬上飞机出逃重庆。马家军苦心经营几十年的西宁城内官兵顿时作鸟兽散,西宁城霎时间成为一座空城。9月5日,第1野战军第1兵团第1军先遣骑兵侦察队600人抵达西宁。次日,第1军第2师5团在副军长兼2师师长王尚荣率领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入城式。马步芳先其进入新疆的骑5军,也在9月下旬参与了陶峙岳、包尔汉的起义。军长马呈祥因不愿参加起义,被“礼送”出境。至此,马步芳家族拥有的武装力量全部瓦解。消灭马鸿逵集团,解放宁夏的任务,则是由杨得志第19兵团完成的。其时,宁夏的马鸿逵集团,仍企图作困兽之斗,以银川为中心,依据黄河天险,在南起靖远、同心,北至金积、青铜峡、灵武地域内,构成两道防线,由马鸿逵之子马敦静统一指挥,妄图阻止我军解放宁夏。


毛泽东为了早日结束战争,使生灵尽量少遭涂炭,曾对西北解放军下达过“对宁夏二马可在军事打击下,尽量争取用政治方式加以解决”的指示。


1949年8月6日,也就是第一野战军发布进攻兰州的作战命令的两天之后,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贺龙、习仲勋《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地区》,其中说:9月9日,杨得志第19兵团兵分三路,挥师宁夏,很快突破第一道防线,进逼第二道防线——中卫和中宁两大重镇。 马敦静集结所属128军、11军凭借金积和青铜峡的险要地势与19兵团决战,指示部下准备掘堤放水,陷金积、灵武、吴忠堡地区以成泽国,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在第一道防线被攻破后,他又调兵遣将。调整部署,重点防守老巢银川。


9月19日11时,解放军第64军的两个师,分左右两翼,向金积一线猛扑,揭开了金灵之战的序幕。与此同时,解放军第63军由石空堡北渡黄河,沿黄河两岸北进,直指银川。 马敦静一面令工兵炸堤放水,将数十里黄河河堤崩裂坍塌,企图用洪水阻挡住解放军的进攻;一面慌忙将前线指挥的大权交给了第128军军长卢忠良,自己直奔机场,钻进一架早已准备好的座机,逃往重庆。相约死守银川的马鸿逵父子俩,却在重庆见了面,二人相对而泣。 马鸿逵父子逃走后,树到猢狲散。宁夏兵团斗志全无,士兵成批逃亡,军官们向我军发出求和电报。到了19日晚,马鸿逵在重庆用电台与宁夏的部下联系,得知诸将已发出求和电报,便要与他们讲话。结果,没有一人与他讲话。此时的马鸿逵仰面惨笑,继而嚎啕大哭。9月23日下午,宁夏兵团代表与解放军19兵团达成《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至此,“宁夏王”马鸿逵苦心孤诣经营数十年的老巢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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