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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毛泽东能化危为机

佚名 历史 2020年09月30日

为什么毛泽东能化危为机



文/赵丛浩


1927年,大革命失败,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由于敌强我弱、缺乏经验等原因,我党组织的起义大都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有被扼杀在摇篮里的危险。在敌人的镇压下,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虽然出师不利,但他所领导的队伍,不仅没有像很多起义军那样因为失败而烟消云散,反而在斗争中生存下来,不断发展壮大。这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危机处理,克服了革命火种被扑灭的危机,并化危为机,在中国革命的至暗时刻探索出工农武装割据这一胜利的正确道路。毛泽东是如何在反革命的疾风暴雨中,保存下革命的星星之火,并不断发展壮大?


(一)信仰坚定


行动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毛泽东说,他看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1954年,毛泽东谈到大革命后的形势说,“天下是蒋介石的,我们只有几条烂枪,可是,我们的斗争代表着人民的方向”。为人民斗争,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正义事业,必然胜利。他的这一表态不是事后诸葛,而是经过了历史的检验。毛泽东曾被反动民团逮捕,险些被害。他曾多次遇到战斗失利,九死一生。他也曾几次受到错误批评,遭受误解。但毛泽东没有吓破胆,也没有灰心丧气。比如,进军井冈山途中,部队被地主武装袭击,毛泽东率领的团部与三营失去联系,不得不撤退。正当士气极度低落时,毛泽东站起来,“双脚并拢,身体笔直,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这种坚强、镇定、大无畏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指战员,他们一个个提着枪站起来,列队向排头看齐”。


毛泽东不仅信仰坚定,而且能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分析现实问题中。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就辩证地对敌我的强弱关系作出了判断:我们现在力量小,不能攻打敌人重兵驻守的大城市,那么就到农村发展,积蓄力量;我们现在好比是块“小石头”,反动派好比是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砸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毛泽东认为,在武力上敌强我弱,但在正义性、凝聚力上,我党我军则占据优势,从长远看将全面压倒敌人。可见,毛泽东的勇气,不是无知之勇,恰恰是知难而上。他的革命乐观精神不是盲目乐观,而是建立在对人类发展潮流、世界大势和中国具体实际的把握上。尽管有时“深深感觉寂寞”,但他始终保持着斗志。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向中央报告红四军情况时,就认为红四军的负责同志中“坚决的有计划把握奋斗精神的要算是润之同志,不知怎的,那种精神也是对革命前途更深刻的认识的结果吧”。


(二)对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有预判


毛泽东能够迅速改变策略,率军转入农村,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已经提前从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角度,关注研究农民问题和武装问题,对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有一定的预判和思想准备。


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就强调了农民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大革命时期,广东是根据地。毛泽东认为农民占广东人口的80%,是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发展农民的群众组织对于保障和扩大革命胜利具有重大意义。1925年12月,他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指出“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这部分人因受到重重压迫,“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他总结了中国农民斗争的历史,指出辛亥革命、五卅运动的失败都是由于革命党人缺乏对农民的研究和争取,“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毛泽东不仅重视农民的作用,而且以此为中心做了不少实际工作。1925年3、4月,他在韶山休养期间,通过走访和调查了解附近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他还经过几个月了解和培养,为中共韶山党支部发展了一批党员。1927年1月,他在湖南农村考察农民运动,得到了第一手材料,刷新了他对农民运动的认识,得出了农民运动“好得很”的结论。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1920年,毛泽东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要摧毁反革命势力,只能用力量说话,借助武装斗争完成革命使命。1926年初,毛泽东就从国民革命的角度,提出人民没有武装,就不能夺取政权。后来,尽管北伐节节胜利,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迹象越来越多。鉴于“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的局面,毛泽东提醒中央应该重视掌握武力,以防不测。马日事变后,毛泽东明确表示要用武力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八七会议上,他进一步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历史上重视武装历来意味着抓军队。毛泽东的洞察力在于他重视武装人民群众,特别是武装农民。他在湖南农村考察农民运动时就提出农民要组织武装,接收团防局,成立农民自卫队。他还从理论角度阐明了“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和平办法是不能推倒土豪劣绅的”。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希望毛泽东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则表示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同时,毛泽东也清醒地认识到,与反动军队作战,单靠农民的力量还不够。要发动暴动、夺取政权,必须要有军队的援助。如马日事变后,他即主张农协应该上山或进入军队,“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三)收集掌握信息,知彼知己


正确的判断基于正确的分析,正确的分析基于全面充分的信息。因此,毛泽东抓住一切机会尽可能多地收集研判本地和全国信息,力争知彼知己,为此甚至还读过范仲淹写的关于江西剿匪的文集。但敌人的封锁大大限制了井冈山地区信息的流通,特别是令毛泽东很难收到上级的指示,收到了时效性也很差。


在没有无线电的情况下,派人侦查只能了解局部地区的情况。毛泽东的对策是,通过报纸了解周边局势、军阀混战情况等中外政治、经济、军事信息,从中分析敌人动向,为红军制定对敌斗争的战略战术提供依据。红军每到一处,毛泽东都要派人到邮局、旧政权机构收集近期报纸,既包括全国性报纸,也包括地方小报,甚至会专门为了收集报纸而作战。有人行军中扔掉了报纸,还受到过他的严厉批评。毛泽东看报也很仔细,连报纸中间的寻人启事和广告都不放过。


此外,毛泽东掌握周边情况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以谈话来调查研究,这是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好方法。他随部队活动,每到一地都设法找到当地党的同志,了解本地和周围地区的情况。如古城会议除军队干部外也有永新、宁冈县委的同志出席;他第一次见到王佐派来的侦查员,就详细询问了井冈山的人口、交通、群众基础等情况,一直谈至深夜;第一次见到江华,就询问了安源、萍乡的情况。毛泽东每到一地,还会找本地农民、工人、商人、教师、乡绅、监狱看守、旧时衙役等谈话。通过这些,形成了典型调查材料,内容包罗万象,既有各地的政治、经济、土地、人口、社会风俗等概述,也有各个时期流行什么商品、农民没有文化如何记工等细节。新中国成立后,他还专门提到,上井冈山后的两次典型调查材料后来损失了,“损失别的不伤心,损失了这些材料我比较伤心。”


(四)富有感染力


毛泽东之所以可以带领革命队伍走出危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富有感染力,能赢得他人信赖。当时的中国农村经济政治文化都较为落后,封建宗法思想还支配着人的头脑,人们大多不了解什么是帝国主义、机器工业。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宣传,发展党员,都比较困难。毛泽东在传播革命道理时,既朴实通俗,又风趣幽默,不但让人易于理解、记忆深刻,而且让人感到亲切振奋。正如邝任农初见毛泽东时所感受到的,“毛泽东同志讲话时,很富感染力,语气坚定,经常用手势,他虽然很年轻,但他说话时的动作表情显出一个成熟革命者的气质。”


毛泽东讲解革命道理,以小见大。1928年住在茅坪时,群众送了他一条狗鱼(即娃娃鱼)。他便说,狗鱼是水中的霸王,被我们捉住了,还有个霸王没有捉住,那就是蒋介石、帝国主义。这个形象的比喻,一下点明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压迫人民的本质,让大家都受到了很大教育。他督促日常工作,简单有效。在宣传方面,一次部队写标语“打倒帝国主义”时,“倒”字少写了一画,毛泽东看后就笑着说:“不打都会倒,少了一条腿嘛!”自那以后,部队写完标语都要认真检查一遍。在执行纪律方面,他提出工人农民的东西即便一个鸡蛋也不能拿。萧克就对此说:“这段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因为以前也常听讲纪律,但没有像毛泽东这样形象、深刻。”他传授战略战术,生动形象。毛泽东在讲解“集中以应付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的军事斗争原则时说:“这就像渔翁打鱼一样,撒网就是将部队分散下去,收网就是将部队集中起来,集中起来干什么?抓鱼!”他还说,十个指头有长有短,荷花出水有高有低,敌人也有强弱之分,兵力分布也未必周到,只要我们抓住弱敌猛打一顿,打胜了立即分散,我们就掌握了主动权,把敌人放在了手心里。




历史是波浪历史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但它不会自行发展,而是借助人的活动实现。因此,在转折关头,如果错判形势,落后因素的一次反动就可能持续数年、数十年,甚至更长;反之,如果作出正确的应对,就可能推动社会加速发展。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令各地起义屡屡受挫,革命前景晦暗不明。秋收起义部队在进攻大城市的过程中损失很大,情况非常危急。但是,这也教育了毛泽东,教育了党和军队,要打开中国革命的局面,突破口不在城市,而在农村。


毛泽东及时率军转移至井冈山,在敌人的重兵包围下,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逐步壮大。如果没有他的果断决策和正确指挥,秋收起义部队很可能就垮掉了。虽然其中有一些人可能会继续革命,但作为一支部队很难保存下来。上井冈山时,毛泽东率领的是一支残军、弱军。离开井冈山时,部队扩大了规模,具备了坚强的组织领导,明确了奋斗方向,已经是一支让敌人望而生畏的强军。


虽然有的政策存在不足、军事上也有败绩,但在全国处于革命低潮时,毛泽东领导革命队伍让红旗在湘赣边界屹立一年有余,开辟了以工农武装割据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一举扭转了我党不断受挫的态势,既使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度过了夭折的危机,又证明了在白色恐怖中,只要有正确的策略,我党和我军完全可以生存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尽管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党和军队都面临着敌强我弱,但在综合实力对比上再未像秋收起义时那样悬殊,整体形势再未那样危急。


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也逐步发现了如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等治党治军中更加深层次的问题,为进一步提高党和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创造了条件。在此期间,毛泽东完成了很多开创性、奠基性工作,如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新型人民军队、部队做群众工作、建设根据地等,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如何发展自身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群众路线等方针在这一时期实际上已经开始实行了。这为党和军队在日后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持续抗压作了一次预演。(本文有节选)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科研规划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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