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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传奇仍在,世间已无荣毅仁

佚名 科技 2020年12月28日

深圳传奇仍在,世间已无荣毅仁



上周,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




一提到深圳,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往往就是高新科技,比如华为、腾讯、中兴、大疆。






深圳不只有高科技。




也许鲜有人知,深圳还是最早接受“资本家”的城市:




1981年,中国第一家外资企业正大集团在深圳诞生;


1982年1月,中国第一家外资商业银行——南洋商业银行在深圳开业;


1990年10月,中国内地第一家麦当劳在深圳罗湖开业……




直至今日,深圳的外商投资企业已累计超过9万家,吸收外资近3000亿美元。




1990年,内地第一家麦当劳




说到引入外资,中国有一个“资本家”要比深圳更早提出这个概念。




1979年,离深圳经济特区开放还要大半年,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亟需本钱,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对外融资、发外债。




但这个想法在仍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来说,太超前了。




当时国人并不理解,觉得这是一种“丢人的、赔本的买卖”,甚至有不少人批评这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






提出这一理念的资本家,如今已经很少有人记得,他所缔造的、当时专门负责对外融资的公司,名气却很大——“中信”。




众所周知,如今这家公司已经成为资产万亿的世界500强金融巨鳄。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正是这位“资本家”——荣毅仁,帮助我国在改革开放早期顺利完成了资本积累。




他的一生,和中信一样传奇,经历了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新中国的建设、文革的迫害和改革开放,见证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




他也是中国唯一同时做过首富和国家副主席的人。




他的家族更加神秘,在经历了100多年起起伏伏后,依然是中国最富有的家族,也许没有之一。




01




说起荣毅仁和荣氏家族,要从那场惊心动魄的绑架案说起。




1946年4月25日上午,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刚出门,就突遇一帮陌生人的拦车。




拦车的人拿着“政府军司令部”的逮捕证,嘴上声称“荣德生是经济汉奸,请他到局里去一趟”。




不由分说,粗鲁地将他拉入车里,扬长而去。






为什么要拘捕他呢?




要知道,当时的荣德生已贵为国内“首富”,是国内人心中的“大企业家”。




十几年前,荣德生和哥哥荣宗敬靠开面粉厂发家,在全国开到了14家工厂,占全国面粉生产量的1/3,之后又进入纺织行业,很快也开到了9家。在当时流传一句话:“当今中国人,有一半是吃荣家的、穿荣家的。”




不仅如此,他们还将中国的棉布棉纱出口欧洲,卖到“一件棉纱赚一个元宝”,用中国人的货,挣外国人的钱,还在当时买下一座日本人的纺纱厂,很给中国人提气。




抗日战争后,荣德生的事业达到了巅峰,不仅是棉纱、面粉,就连印染丝绸、烟酒火柴、金融证券等行业,都有他的招牌。




左哥哥荣宗敬,右弟弟荣德生




结果拘捕第二天,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荣家收到了“绑匪”的信件,信中用血红色的字写着,索要50万美元赎金。




原来不是拘捕,而是绑票。




50万美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当时1美元能换约2.5枚大洋,2000枚大洋在北京能买一个四合院,50万美元相当于能在北京买下625个四合院。




这样的天价,连当时驻华美军的总司令魏德迈得知此事后也公开揶揄道:“赎金高达50万美元,连美国也没听说过。”






人命关天,荣家容不得拖延,只得各路筹款,在市场上高价收购美元,硬生生在一周之内凑齐了这笔巨款。




但就在交易当天,奇怪的事再次发生了。




荣家没等到绑匪,反而等到了警察。几位警备司令部的人突然出现在荣家此前和绑匪约好的交易地点,上来不听解释就一通乱打,不仅打伤了来交接赎金的工厂经理,还没收了赎金。




第二天,在荣家发动各方关系讨要,警察局才将赎金发还给荣家,之后荣家又收到绑匪的信件,说赎款不必再送,由他们自己去厂长家取。






在约好当天,一辆汽车直驶到厂长办公室门前,不慌不忙地拿走了赎金。




28日晚10时,绑匪声称顺利拿到50万美元,将荣德生用一辆三轮车送回家中。




荣父虽虎口脱险,但整桩绑票案却让荣家对当时的政府产生了新的看法:




为什么在约定好的地点,反而警备司令部的人会突然出现?


之前家人发现,绑匪的开的车上印有“淞沪警备司令部”标记,这是怎么回事?


该汽车后来经查是警备司令部副官处处长的,警方为什么不追究?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




破案之后,50万美元赎金原封不动的被找回,但警备司令部只还给了荣家13万美元,其余都被无理由扣留了,甚至还款的第二天,警备司令部还派人到荣氏公司,公然索要所谓“破案赏金”。




一次不够二次,二次不够三次,直到将13万美元全部要走。




之后两年,各地官员纷纷趁火打劫,要荣家捐钱,仅上海一地,要求荣德生捐款的机关就达50多家,荣家前后又支付了60多万美元后才息事宁人。




荣德生既无奈又气愤:“绑匪只要50万美元,现在破案了,却用去了60万美元还不够!真不如不破案的好。”






即使如此,荣毅仁并未放弃自己的“救国之志”。




荣毅仁在报考大学时,已经对当时的法律系统颇有微词,本曾想读法律系,可是遭到了父亲的反对,改读了历史系。




读大学时,他就读的老牌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校规极严,要求学生不许过问政治。




但当时的中国形势,让他无法坐以待毙,他和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一向很要好,他们还曾一起出头发起向东北义勇军捐款的活动。




一度,荣毅仁还想报考空军,与敌人博击长空,可家里人不同意,只能作罢。






而就在绑架案几个月后,内战的战火烧到上海。




战前,上海的资本家们全部闻风出逃,只有荣德生执意要留下,他做出“决不迁厂、决不转移资金、决不离开无锡”的三不决定,为民生稳定尽一份力。全家的所有孩子中,只有荣毅仁留下来陪父亲。




但父子俩实业救国的雄心,很快就被一盆冷水扑灭。




10月下旬,先是荣毅仁的堂哥荣鸿元被蒋经国无理由逮捕,最后以私套外汇、囤积居奇的罪名,判处徒刑一年半。




在狱中,荣家再次被警察局敲诈勒索,无奈之下,又上缴了上万美金。




紧接着,国民政府还将东北战场失利的原因,直接赖到了荣毅仁头上,说他作为面粉供应商,卖给政府发霉的面粉,导致前线士兵吃完拉肚子,无心恋战。






但后来知情人告诉荣毅仁,是国民政府粮食部暗中将他上交的30万担白面粉掉了包,才让前线的官兵吃了坏掉的粮食。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国民政府上海法院以此向荣毅仁提起公诉,再次向荣家勒索巨额赔款。




荣毅仁此时申诉无门,绝望到准备放弃。




一个家族在战乱之下选择为国出力,却被人屡次勒索、绑架、威胁,直至扣上卖国贼的帽子,他感到荒谬怪诞。




就在5月25号要开庭的时候,他已束手就擒,准备接受国民政府的审判。




正巧就在同一天,解放军大军围城,国民党军纷纷忙于逃跑,审判搁浅了。




第二天天刚亮,荣家被一连串急促的敲门声吵醒,本以为是官兵来抓他,开门发现是自己公司的下属。




下属急匆匆向荣毅仁报告,说此时此刻在上海有一个“奇景”:




大街小巷上都睡满了解放军。




这是怎么回事?荣毅仁心中充满了疑惑,他亲自开车上街,结果真的看到在巷子和马路两旁,睡满了穿着军装的军人。




有些人衣服上都是土,有些人绑腿上还沾着泥,有些人枕在路边的大石头上,有些人干脆就在地上一躺,这一切都静悄悄,无声无息。






他当时不知,这是陈毅在攻占上海后定下的严格规矩:一是市区不使用重武器,二是不入民宅。




当时正是江南梅雨季节,有的干部反对:“遇到下雨,有伤病员怎么办?”,但陈毅坚持说:“无条件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入,天王老子也不行!”




而这一景象,让荣毅仁看呆了。




他见过军阀部队,见过北伐军、国民党军,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军人,宁愿在大街上风餐露宿也不扰民。





当他快开到租借的时候,被一位士兵拦住了,他很有礼貌地告知,前方还有战斗,不安全,请他先回去。



这一幕让他想起在不久前,一支国民党部队在他家门口堆起了沙包,架起机枪,要以他家为军营开打。最后他双手捧上两根10两重的大金条,他们才肯离去。



想起此情此景,荣毅仁又对国家充满希望。




02




一周后,33岁的荣毅仁收到来自解放军的请帖,邀他出席一场座谈会。




妻子不支持他去,担心此行是“鸿门宴”,凶多吉少。




但荣毅仁想起之前的场景,他还是坦然接受了邀请:“我就不信还有比国民政府更差的军队!”




年轻时的荣毅仁和妻子




6月2号下午,荣毅仁一路忐忑不安地来到上海外滩的中国银行大楼,去的一路上都双拳紧握、十分紧张。但当他走近门口时发现,等待他的不是盛气凌人、横眉冷对的兵役,而是一位满脸笑容的大叔。




这位大叔,正是当时命令解放军不许入民宅的上海市市长——陈毅。




会议一开始,陈毅便讲:“我知道,你们对共产党是怕的,其实没有啥可怕,你们看我们今天到会的几位同志,不像是青面獠牙、杀人放火之徒吧?”




说完后,大家都笑了。






之后陈毅向大家解释了下当前国内的经济形势,告诉在座所有人:“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党、找政府,党和政府说话是算数的。”



原先听国民党说“解放军会吃人”的荣毅仁一时愣住了,原来共产党没有想象中那么凶神恶煞,反而鼓励他们尽快恢复生产,好让工人们尽快就业。




会后,陈毅还拍着荣毅仁的肩膀说:“你是荣氏企业留在上海的唯一合法代表,所有荣氏企业统统由你掌管。”




这让荣毅仁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回到家后的荣毅仁一反出门前的阴郁,满脸兴奋地和家人说:“蛮好,蛮好!厂子里马上开始准备,明天就复工!”






几天之后,荣毅仁为表达感谢,托人邀请陈毅来家里吃饭,陈毅知道后刚想答应,身边的人却拦住他:“去和资本家吃吃喝喝,立场是否有问题?”




陈毅对此嗤之以鼻。“我带头,你们谁敢去的跟我去,怕这怕那,怎么去做他们的工作”。他认为这顿饭不仅要去,还要隆重地去,要带着全家人一起去。




后来事实证明,这顿饭无论是对上海、共产党、乃至新中国来说,都至关重要。




宴前,荣毅仁准备得十分上心,他专门请来全国淮扬系做得最好的莫氏名厨,还把自家洋房上下整修了一番,请来了十多位名流作陪。




宴会当天,荣毅仁穿着一身崭新的西服,从精致的皮鞋、衬衣、领带,一直到用的纸巾和刀叉,都是考究时髦的高端洋货。




而赴宴的陈毅一家人,孩子们穿着略显不合身的旧衣布褂,夫人张茜素颜短发,穿了件青色军装,而作为上海市长的陈毅,更是踩着双布鞋、一件短袖军装、拿着个蒲扇就入了席。




陈毅一家




在饭局上,两家人并未聊军国大事,也不谈荣家的厂子何时复工,更不谈要如何配合政府工作。




只是唠了唠家常,问了问老人的身体和孩子的教育,又聊了聊最近上海滩的演出如何如何精彩。




一桌人热热闹闹,一直聊到夜里11点,尽欢而散。






其实在当时,荣家的局面并不乐观。




战后,工厂本来亟需复工,但屋漏偏逢连夜雨,1950年2月,蒋介石的飞机从台湾轰炸上海,导致工厂再次停工。




荣毅仁去查看账本,发现工厂不仅现金所剩无几,连机器和纱锭都被卖得差不多了,据上海市纺织工业局一份史料记载,其他荣氏兄弟姐妹带到海外的资金,高达1000多万美金。




庞大的荣氏工厂,早已是个烂摊子,连工资都发不出了。




工人们走投无路,直接去包围了荣家,甚至闯进了荣家的宅子,在客厅里“安营扎寨”,撒泼打滚。






无奈之下,荣毅仁想到了陈毅。




陈毅连夜帮忙联系了上海劳动部、工会组织、市政府,一起帮忙筹款,第二天把钱凑齐,给工人们发了工资,帮荣毅仁平息了动乱。




之后,陈毅又帮荣毅仁联系了人民银行,向银行申请了355万元贷款。




靠着这一系列操作,荣毅仁的工厂才扛过了这场难关。





1950年,荣毅仁提出“加工订货”的想法。




所谓加工订货,顾名思义,就是国营企业负责供应原材料,委托私营工厂进行加工生产,这是针对很多工厂商品卖不出而想到的法子。当时的中央财委主任陈云对此十分重视,认为这是一个提高民营企业经济的好注意,很快就在全国推行。




但万万没想到,荣毅仁的好意却埋下了祸根。




下半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荣毅仁带头捐献了12架飞机和大量军用货资,但与此同时,许多商人开始打发国难财的算盘。




他们不愿再接受加工订货,而想把商品拿到市场上卖高价。但为了完成政策,有些商人开始在商品里以次充好。最严重的是,解放军攻打舟山群岛,需要白棕绳,而次品使得在战斗中绳索绷裂,造成11艘船沉没,80人牺牲。




陈毅对此怒不可遏,发起了三反五反运动,在上海,让工人当面揭发“资本家”。




那段时间,经常能看荣毅仁在八楼会场外踱方步,兜圈子,眉头紧锁。






一年后,国家遭遇经济困难,发行公债。




当时的上海任务很重,陈毅市长曾邀请几百个工商界人士到中国银行大楼开会,动员认购。




荣毅仁当场认购了许多,哪里晓得交钱的时候,一时却拿不出那么多,有人问他为什么当时要认购那么多时,他讲了心里话:




“我荣毅仁不认购多一些,别人还会认购多少呢?”






同一年,荣毅仁见到了毛公。




在一场中南海的宴会上,荣作为工商代表参加会议,毛公得知他的身份后,开玩笑地说:




“荣先生,你是大资本家呀”,周总理在一旁打趣道:“他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少壮派」。”




荣毅仁赶紧说“哪里哪里”,毛公看到他毕恭毕敬的样子,微笑着又补充一句说:“你来了,很好。”






席间,毛公鼓励工商业主们要为人民做好事。“要一贯地做下去,好事做得越多,越有名誉,人民的奖励也越多,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半年后,荣毅仁再次去北京开会,会上毛公又说:




“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而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么,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




一回到上海,荣毅仁做出一个决定:在六天内将申新纺织并入国家,实现公私合营。




决定公布后,董事会炸了。




多数股东都举双手不赞成,担心财产会被充公,但荣毅仁说:“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只要接受改造,大家都会有饭吃有工作。”




由此,由荣毅仁带头,荣家积攒了半个世纪的家底,全部“裸捐”给国家。当年,申新集团成立,荣毅仁成为总经理。




本来当时很多大资本家都在观望,但一看荣毅仁捐了,一阵“公私合营”的风潮才被掀起。






6月30日,荣毅仁参加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在会上,他提出了一个在当时很敏感的问题: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是否可以转化成非对抗性矛盾呢?”




这个问题放在如今依旧是舆论的焦点,在当时提出立即掀起了质疑,不少人为他捏了一把汗。




几天后,在全国人大的一次小型会议上,荣毅仁又向毛公当面提出这个问题,结果毛公说:“你这人倒蛮会用脑子、提问题的。”




次年的2月,毛公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对此问题作了回答:




“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平和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






1956年初,荣毅仁接到市委书记陈丕显的突然来电,说毛公要来申新视察九厂。




荣毅仁心头一惊,立即赶到工厂迎接。




下午4点半多钟,毛公乘车来到厂里,刚下车,看到荣毅仁就说:“你不是要我到你厂里来看看吗?我来了。”




之前毛公到上海视察不下几十次,但只视察过一家公私合营工厂,就是荣毅仁的纺纱厂。




从那以后,大家都知道毛公格外看重荣毅仁,对他有了一个新外号,叫做“红色资本家”。




毛泽东视察申新九厂



1957年,荣毅仁被推举为上海市副市长。




在竞选前,陈毅破天荒的在竞选大会上公开为他拉票:




“我要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为这位红色资本家竞选。因为他确实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而且凭着他的特殊身份,在国内外资产阶级中还能够发挥我陈毅起不到的作用哩。”




而这次拉票有着不一般的意义,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为非本阶级政党代表竞选。




上任后,荣毅仁主管轻纺工业,针对上海工业基础好,特别是轻纺工业方面的尤其突出的优势,他提出要因势乘便。从此,轻纺工业、化纤工业,成为了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中目标之一。




解放后的上海,在我国的棉纺、化纤工业领域中独树一帜,少不了荣毅仁那时的精准眼光。






1959年国庆前夕,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琴秋找到荣毅仁,对他说:




“建国快10周年了,总理希望你能到北京工作,当纺织部副部长。这是你最熟悉的工作了,我们一块干吧。”




原来从政两年后,中央看重了他的本领,决定让他来挑更重的担子,到北京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从上海市副市长到中国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荣毅仁第一次升迁,就从上海到了中央。






1959年国庆十周年庆祝,在天安门城楼上,毛公特地把他叫到身边,关心地说:“北京不出知识,真正的知识在下面。”




他牢记了这句话,之后不停的到探访田间,改进棉质原料技术,提高国产的棉纱质量。



在他在任这几年,中国的纺织业进步飞快,从之前的默默无闻,到出口创汇占全国总值的30%,位居出口第一,中国也成为了著名的“纺织大国”。




03




就在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时,意外又发生了。




文革开始了。




1966年夏天,一帮社会上红卫兵冲进荣家,又批又斗,荣毅仁和夫人杨鉴清被百般刁难和折磨,荣毅仁的右手食指被打断,杨鉴清被毒打得昏死过去。




周恩来得知此事,紧急做出指示,纺织工业部马上连夜派人赶至荣家,将满身是血的荣毅仁夫妇救出来。




后来杨鉴清回忆说:“纺织部的红卫兵要晚来两天,我们都没命了。”






在那之后,造反派仍没有放过荣毅仁,他们让荣每天去最脏的公共厕所打扫卫生,用这种方式羞辱他。




但一把年纪的荣毅仁,依旧一丝不苟地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还自费买来盐酸除去便桶里的积垢。




之后红卫兵还让荣毅仁去当过看门人,干过重体力活,中间荣毅仁患了肝炎及眼底出血,但红卫兵不让他去医院,由于耽误了治疗,造成了他左眼失明。




对于那段日子,杨鉴清回忆说:“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




有一天晚上她心想,早知有今日我们当初就不该从香港回来,想着想着不由就说出了口,这时躺在一旁的荣毅仁忽然坐了起来,敲着床板粗声说:“我跟你的根本分歧就在这里。你要记住,我第一是国家,第二是工作,第三才是家庭。”




这是结婚以来,她第一次见荣毅仁发这样大的脾气,心中既难受又心疼。






1976年10月6日,随着“四人帮”被捕,十年浩劫结束。




叶剑英是第一位来找荣毅仁的人,他多次来荣家拜访,找荣毅仁喝茶聊天,向他寻求关于广东试办自贸区的建议。




叶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觉得奇怪,荣毅仁不是军委系统的人,过去又不那么熟识,为什么元帅找荣毅仁那么勤。




叶剑英却说:“荣毅仁在国际上有知名度,家族中又有很多人在国外,这种影响力别人替代不了,共产党员替代不了。”






1979年1月,荣毅仁收到邓小平的邀请,去参加人民代表大会。




在会上荣毅仁提出:“要搞好生产有两个事情要做。一个是每年至少要涨一次工资,二是要提高行政效率,划圈的人多了,办事效率就会低,生产就不会搞好。”




同时对于当时政府最为关注的对外开放,荣毅仁也建议在外方投资比例上只定下限,不定上限。“建议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这样能最大程度地吸引外资。”






邓小平深知荣毅仁的能耐,于是顺着他的话说:“那你来牵头办实体,搞对外开放窗口,要得不?”




这让荣毅仁吃了一惊。




他原本以为中央找他只是要让他提建议,没想到是赋予他更高的任务,还没等他回应,邓小平接着说:




“给你的任务,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




此话一出,相当于给了荣毅仁“尚方宝剑”。






委以如此重任,又被赋予实权,荣毅仁容不得推辞,他当场立下军令状:“完不成任务,唯我是问。”




当时会已开到 12 点钟。邓小平抬腕看看手表,表示时间不早了,邀请大家留下吃饭。“肚子饿了,该吃饭了,今天我们聚聚,我请大家吃涮羊肉。”




事后,有人形象地称这顿意义非凡的宴会是「一只火锅,一台大戏」。




那一天的北京被皑皑的白雪所覆盖,而在人民大会堂里,荣毅仁心中却燃起了一把火。






回去之后,荣毅仁连夜起草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构想。




他深知当时的中国缺实业,但更缺钱。




虽然如今中国动不动就哪家公司融资几千万、上亿,但在当时,国内连吃饭都是问题,融资更是比登天还难。




所以荣打算创办一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利用他在国外的人脉,引入外资,帮助国内企业发展。这种引入外国资本的概念,甚至比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还早了大半年。




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正式成立,这也就是后来的“中信”。






刚成立时,中信没有办公室,三四十人就挤在北京和平宾馆十二间客房里。




到了晚上,大家横七竖八躺在房间的地毯上打个盹儿,睡醒后用凉水洗把脸,揉揉眼睛,继续工作。




荣毅仁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就是一边紧盯市场上的金融信息,一边用电话和传真机联系各方客户。






第一年,中信在国内接洽的客户多达3000多,国外客户4000多人,荣甚至把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都拉来当起了顾问。




1979年10月29日,荣毅仁与美国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董事长签订合作协议,这是中信成立后与外国银行签订的第一个合作协议。






但过了几个月后,除了个别有国家关系的客户,中信的业绩却一直没有起色。




起初荣毅仁以为是自身经营的问题,但后来发现,这与当时国家的特殊背景不无关系。




当时想吸引外国人给来华投资,跟股票一样,国内的项目至少得像一个潜力股,才有人想来买。




但当时的中国又穷又破,外国人来转了一圈,怎么看怎么像扶贫。




以至于半年后,来了的外资基本都走了,创立之初国务院首拨的1000万经费已经被花得所剩无几,为了救急,荣毅仁还把自家多年节省下来的定息存款1000万元拿来补贴漏洞。




眼看账户的余额一天天变少,他急得团团转,每天难以入眠,在一次写给高层的信中他写道:“请理解我在夹缝中走路的艰难!”




中信,眼看着就要死在摇篮里。






当时,正好一个全国规模最大的在建化纤企业——仪征化纤工厂,面临资金短缺,濒临倒闭。中国急需化纤产品,此项目下马损失难以预料,纺织部找到荣毅仁寻求帮助。




荣毅仁本来就缺钱,哪里再去给什么化纤厂筹钱,就在左右为难时,他忽然冒出了一个想法:




“要不那去国外发债试试?”




发债,和入股不同。入股虽然收益大,但亏损风险也大,而债券相当于向国外借钱,国外资本只要按时收回本金和利息就行,风险更小。




这个想法现在听起来不错,但在当时那个封闭保守的年代,一经提出便遭到了潮水般的质疑,很多人觉得:中国向外国人借债,丢不丢国家的脸面?利息白白送给国外,为什么不留给国内的银行?”




面对质疑,荣毅仁决定拼一把。




1982年,中信破天荒的在日本发行了100亿日元的私募债券,很快便借到了100亿日元,这也成了建国以来的第一笔“外债”。






这笔100亿的债券,80%都用在了这个大型化纤工程项目,使工程得以顺利建成。




几年后,这家工厂顺利建成,每年都产50万吨化纤原料,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总产量,中信不仅按时还了债务,还赚取了利差,之后这次集资创举被称为“仪征模式”。




1984年,尝到甜头的中信继续在国外发债,先后在美国、德国、日本发行了1亿美元的债券、1.5亿元德国马克、3亿港币和300亿日元。




从那以后,不仅中信活过来了,很多大型国企也活过来了。国内的企业和工厂再也不担心资金短缺,也不揪心贷不到款,因为国内有了一个叫“中信”的公司,中信有一位“荣老板”,缺钱就找他,他总有办法。






在发行债券成功后,中信开始了新的探索——开拓租赁业务。




1981年,中信与北京机电公司共同筹建租赁公司,为北京市的“北京”和“首都”两家出租汽车公司从日本租赁汽车各二百辆,中信公司帮助出租车公司解决外汇问题,汽车公司则付人民币。




在不到两年时间,两家出租汽车公司所租赁来的汽车,就赚回了所付的全部资金。




自此以后,租赁业务在中信大张其帜,甚至发展成为一大系统。






1980年后,中信公司发动了收购香港之战。




最出名的事件发生在1987年1月16日,香港中信公司收购国泰航空12.5%的股权。其后,又收购港龙航空38.3%的股权,取得香港电信公司20%的股权。




香港媒体一片惊呼:中国赤色资本家荣毅仁“收购香港”。






在荣毅仁的带领下,中信之后又接连拿下了第一家对海外直接投资、第一家在海外收购商业银行、第一家拥有商业银行业务、第一个与人合资购买外国卫星并争取到在我国发射等重大项目......




成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的一个重要桥头堡。




1987年,荣毅仁被评为世界50位最富魅力的企业家。




中信大楼“中国尊”




1993年3月,担任董事长14年的荣毅仁宣布退出中信集团。




众人猜测,这是因为荣年纪大了,干不动了,而此时此刻,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76岁高龄的荣毅仁再一次让人们出乎意料。




这次和以往不同,不是被任命为市长、部长,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由一名资本家来担任国家副主席。






这个消息一传出,瞬间就聚焦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




在外国人眼中,中国资本家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似乎是两条互不相交的平行线,之间还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但荣毅仁的出现,不仅让两种身份融合在一起,还融合得恰到好处。




重新扮演政治家角色,他时常出现在外交场合,器宇轩昂,风度翩翩,举手投足间尽显大国风范。




1988年5月,荣毅仁在家中会见美国大通银行董事长布、大通银行国际咨询委员会主席戴维·洛克菲勒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共绘国际经济蓝图。






1991年9月11日,荣毅仁在他的住宅设家宴款待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畅谈国际政治。






国外媒体对于荣毅仁的一致评价是:“身材高大、满头银发,一身法式双排扣西服,挺直的腰板,总给人以气宇轩昂的感觉。”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曾在他的《变革中国》里提出一个问题:“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测到,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会走向市场,中国政府究竟做了什么,才能够引导这样一个几乎不可思议的转型?”




对于“科斯之问”,公认的回答是——中国最初并不清楚转型的方向,是企业的本能向市场方向发展,和政治的开放自由,闯出了一条独特的转型道路。




而荣毅仁,恰恰就是其中的引路人和润滑剂。




正是他的长袖善舞,充当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探路人,也让中国在当时的背景下互相排斥的群体相互融合,从而找寻到最适合我国国情的一条路。




而对于荣毅仁的重要性,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给出了最恰当的解答:“苏联(改革)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是他们找不到一位像荣毅仁这样的企业家。”




尾声




2005年10月26日,荣毅仁去世,享年89岁。




有人说,这是一个时代的句号。




直到他离开的那一年,中信从刚刚创立的20来人,发展到3万多人,总资产达到800多亿人民币,下属33家分公司,业务涵盖了贷款、进出口贸易、咨询、国际投标代理、会计事务所等业务。




2000年,荣毅仁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为中国50富豪第一位。




荣氏家族被称为“中国第一豪门”。




然而,在带领中信的14年里,荣毅仁没有占一股个人股份。




即使在退休以后,在晚年,他依旧过得很简朴。






荣宅会客厅曾接待过许多中外贵宾,这也是整个荣宅最讲究的地方,平常没有客人来的时候,会客厅沙发上的靠垫、座垫又都换成布制的。




荣毅仁与老伴儿的睡床,由一张单人木床与双人木床拼成,双人床竟还是结婚时留下的。




家里其他家具也都是不配套的老家具,比如椅子就是一般家庭早就淘汰了的50年代常见的、刷着清漆的木头椅子。




平时饭菜以清淡为主,杨鉴清说,“菜多了毅仁要说话,好东西一般留在请客时吃”。荣毅仁爱吃蹄膀,但一只蹄膀要吃好几顿。




而荣毅仁穿在里面的秋衣秋裤,也由她补了又补,只要还能穿,他就绝舍不得扔掉。




他在《自策铭》里写道:“起家勤俭,败业由奢。山犹可移,况富贵耶。”






“抠门”的荣毅仁却热衷于慈善,他继承了父亲“兴资助学”的传统,在无锡和上海捐赠了多所中小学,并扩建江南大学和暨南大学。




逝世时,他留有遗嘱,将5万余册藏书全部捐献给无锡图书馆,另数千件文物捐给上海博物馆。




也许现在提到中信,提到荣氏家族,很少有人会想起荣毅仁,但这位一生筚路缕蓝,贵而不娇的老人,的的确确把一生奉献给了祖国,而且越是逆境,越是把自己置身度外。




虽然斯人已去,但这样的民族英雄不应该被我们遗忘,这才是中国最需要的“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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